TMT观察网_独特视角观察TMT行业

■劉詩萌

2016年8月，曾經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清華女博士郝景芳，以其對國貿CBD和城鄉接合部生活的觀察為基礎創作的科幻小說《北京折疊》摘得了雨果獎。此時，距離故事靈感起源地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個兩易其稿的雄安新區方案剛剛結束了新一輪封閉研究，正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和專家咨詢委員會的組織下進行完善。

過去20年間，隨著經濟的增長，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人口過度集聚，像一個個被吹起來的氣球，不斷膨脹，甚至超過了承載力的邊界。《北京折疊》里一片土地上存在三個折疊起來的空間的設定，便凸顯了人們對超大城市人口、資源、就業等問題難以解決的憂慮。

半年后，設立雄安新區的消息終于正式對外公布。一時間，長期困擾北京的“肥胖”等大城市病，也有了新的解題思路。

除此以外，2017年內北京針對這一目標還有更多動作，包括嚴格控制人口規模，清理違建等等也引來不少爭議。

調控人口必定會帶來公平問題，這是過去多年間大城市病治理中最大的難點之一。北京的“抽脂”式減肥，一定程度上難以避免這樣的弊端。然而雄安的崛起，卻讓我們看到另一種源頭上防止過度擴張，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新模式。而最終，二者將殊途同歸。

北京方案

9月29日，《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下稱《規劃》）正式對外公布。《規劃》明確了北京的戰略定位是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以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為發展目標，提出到2020年將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并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

而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官方發布的數據，截至2016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為2172.9萬人。這一數字比上一年僅僅增長了2萬左右，增速僅為0.1%，增量比上年減少16.5萬人，增速比上年回落0.8個百分點。其中，常住外來人口減少15.1萬，18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的情況。《社會建設藍皮書：2017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指出，2017年北京市有可能首次出現人口減少的轉折點。

這一論斷并非盲目樂觀。2017年年初，北京市政府決定2017年至2020年期間在全市范圍內組織開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設立100億元“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導資金，在前幾年的具體疏解工作基礎上進一步加碼。

“各級干部在思想上一定要真正想明白這個道理，不疏解就沒有出路。”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在該行動的現場推進會上如是說。

從2015年就已經開展的治理“拆墻打洞”，在2017年4月份達到了高潮。北京市副市長程紅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北京第一批清查出了1.6萬多戶“開墻打洞”行為。從整體上看，疏解一般制造業、區域性專業市場和部分公共服務功能的工作影響的范圍更大。年內，服裝市場“動批”最后一家市場東鼎市場閉市，大紅門地區45家市場已完成42家疏解；“北京人的記憶”萬通小商品市場和天意小商品市場都已經閉市；87家危化企業退出北京……

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12月底北京市政府已經開始東遷通州副中心，“四套班子”和相關市屬行政部門將率先搬遷，城區多所名校和醫院已經落戶，預計將帶動將近40萬人疏解。

勢不可擋的疏解行動，在年底遭遇了“變數”。

11月初一場轟轟烈烈的安全隱患大排查，讓已經推行很久的拆除違建和群租房清理整治工作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而從《規劃》中引申出的“亮出天際線”行動，也在社交媒體上引起熱議。有人說，一夜之間，“瘦了”又“禿了”的北京變得讓人們有點不認識了。

“控制人口規模與發展城市經濟之間，一個帶有剛性，一個具有彈性，兩者之間如何協調，是城市規劃面臨的問題。”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在演講中談道。這番話也點出了一系列爭議的實質，都圍繞著城市治理效率與公平的二元悖論。

但我們不能忽略，在此次的《規劃》之前，歷年出臺的帶有“控制性”的人口規劃幾乎無一兌現。1991-2010年的規劃中，目標是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增至1160萬左右，而實際上規劃頒布兩年后常住人口就已經突破了1200萬。因此，北京政府不得不重新制定了2004-2020年規劃，目標是2020年將總人口規模規劃控制在1800萬左右，然而結果是2009年常住人口就達到1860萬，提前11年突破了規劃目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呂風勇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北京大城市病的形成，首先是經濟社會發展較快，同時發展意識長期主導，為了GDP和財政收入等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放任產業和人口的過度增長；其次是在發展過程中，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晰，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曾定為北京的功能，結果貪多圖大，不分重點，造成人口和各類產業的過度聚集；三是在污染、擁堵和高房價等方面都出現問題后，政策執行不力，疏解收效甚微；四是北京周邊缺乏較具活力和公共服務設施完善的地區，致使部分產業難以在北京周邊進行疏解。

這個問題不止在北京，各個一線城市甚至熱點二線城市都已經有所凸顯。正如徐林所言，“我們所有城市在經濟發展規劃方面都是擴張性的，即便是按照高質量高效益和結構升級的要求，經濟總量也是擴張性的。而經濟規模的擴張往往都會導致就業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這是普遍的城市發展規律。”一邊猛蓋高樓使勁虹吸周邊人口，一邊想要控制規模緩解過于肥胖帶來的城市病，這種“美事”既不符合經濟規律，也不符合城市發展規律。

城市治理在“積重”的大城市身上開刀顯得無從下手，與之相比，白紙繪長卷則來得更為實際。

“理想國”

雄安新區千年大計的頒布因其先天“瘦小”，反而有可能被打造成一個未來的標桿城市。2017年4月1日，被冠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誕生了。

雄安新區位于京津保腹地，轄區內有淡水湖白洋淀，核心區所轄人口尚不到10萬人，土地儲備充足。相比起其他已經發展起來的新區，雄安新區境內三個縣只有一家國際連鎖快餐，商業基礎顯得過于薄弱，但這一定程度上成為它的優勢――在一張白紙上畫圖，比在已經被東一筆西一筆弄得十分凌亂的草圖上容易很多。

雄安沒有打算走工業化城市的老路，而是直接對標未來經濟，結合高端技術去打造一座未來的“理想國”。而這樣一個有些“浪漫主義”的造城思路，決不能背上被房地產綁架的沉重包袱。

新區成立當天，炒房客、投機者聞風而動，據一位在容城縣從事商務信息咨詢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向記者回憶，當天從各地趕來的人將主干道奧威路堵得水泄不通。4月1日，雄縣已經叫停一手房、二手房房產交易，關停售樓部和房屋中介機構，凍結一切房屋過戶手續。4月5日，雄安新區查處房地產、建筑領域違法違規行為765起，刑事拘留違法犯罪嫌疑人7人，此后雄安境內一切房屋買賣行為都已經被禁止。也是從此，“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句話逐漸深入人心。并且，《華夏時報》記者2017年8月中旬探訪雄安時，報道了容城“央企一條街”商鋪租金高企的情況，月底新區就出臺了將房租調控納入房價調控范圍的新規。

那么，雄安要什么？中央給的七個定位中，建設綠色智慧新城和發展高端高新產業十分顯眼。而首經貿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王暉表示，盡管北京的“四個創新”定位中也有科技創新中心，但與雄安的性質并不相同。“北京主要還是基于國內，包括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嘗試；但雄安對標的是國際，最新的技術，科技前沿的發展都會在這里。”11月初，雄安新區公布，諾貝爾獎獲得者科學聯盟將在雄安新區設立科學創新論壇和國際應用科學大獎，建立諾貝爾獎得主中國實驗室并建設諾貝爾獎得主科學小鎮。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組長、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透露，新區要建設21世紀地下管廊式的基礎設施，城市交通、供水、供電、煤氣、防災系統，都放到地下去，把地面讓給綠化和行人。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陳剛在Apollo理事會見面會上表示，未來的雄安將依靠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建成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基因物聯網城市，設計無人化的物流體系，交通以無人駕駛、智能駕駛為主，按照流量自動配置公共交通，自動生成公交系統。

新經驗和新畫卷

當然，雄安新區最重要的作用，還是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是建設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的“大北京”戰略里重要的一環。

目前業內達成共識的是，造成北京擁堵、房價高企等城市病的一個重要的先天因素，就是單中心的城市結構。上世紀50年代開始，北京以舊城為中心不斷向外擴張，經濟和就業功能過度集中于市中心，大量工作人口每天在市中心和城郊“候鳥”式遷徙，引發嚴重的交通擁堵。

縱觀全球國家成熟的大城市圈，也都以多中心為主要形態。東京都市圈可以說是大城市群承載大量人口的例證，面積13400平方公里，略小于北京的面積16412平方公里，但它的常住人口是4200萬，是北京的一倍。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東京都市圈也多次調整，力圖“一極集中”的模式，當地政府發展了新宿、池袋、澀谷等七個副中心，還加快開發了周邊的多個新興商務核心城市。

北京早在2005版規劃中，就體現了設立多個中心的思路，包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核心區、奧林匹克中心區、中央商務區、海淀山后地區科技創新中心、順義現代制造業基地、通州綜合服務中心、亦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心和石景山綜合服務中心等，然而由于行政、財稅等多方面原因，優質的資源并未分散開來，因此沒有改變一個中心獨大的局面。

同理，放眼整個京津冀城市群，同樣長久以來存在京津兩地獨大，與河北有“斷崖式”發展差距的問題。

“從國際經驗看，解決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辦法。京津冀協同發展瞄準的是打造世界級城市群，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這項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徐匡迪指出。雄安的成立是一處關鍵的落子，以新破局，形成一個穩固的三角形，撐起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局。

當然能否轉變北京乃至京津冀城市群“單中心”結構，始終還是要看新的中心吸引力夠不夠強。截至2017年12月，已經有包括中船重工、中國建筑、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金融等48家高端、高新企業落戶雄安。其中，中央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在20家上下，涵蓋了前沿信息技術、現代金融服務業、高端技術研究院、綠色生態企業和其他高端服務企業。此外，包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在內的十余所北京高校也相繼表態將積極參與雄安新區建設。

前景可期。雖然在全國范圍內集中如此多頂級的資源并非易事，但雄安的布局和規劃一定程度上也給其他受大城市病困擾、發展不平衡的城市群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處在工業化過渡轉型當中的舊城未必是新增長極的唯一選擇，集尖端科技和互聯網、物聯網的優勢，后發城市或許能彎道超車。

而更深遠的意義也正在于此：烏托邦只是美好的想象，世外桃源也難以尋覓。在現代社會里，要讓更多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建設出開放、創富、創新、智能、可持續的新城市是必經之路。在雄安大地上，一張白紙正在繪成長卷，為未來城市提供最美好的想象。

責任編輯：李明徽；主編：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