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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網紅主播何以頻頻僭越法律紅線

專家稱直播行業準入門檻低部分主播法律意識淡薄是主因

隨著當下直播行業的快速發展，成為“網紅”是許多人的夢想，當主播的人也越來越多。

然而，隨著網絡直播間的競爭越來越大，一些網絡主播為了吸引眼球，打著創新的旗號觸碰法律紅線。

不久前，1名主播就踩了雷區。今年4月以來，蘭某利用某直播平臺現場直播捕鳥過程吸引網友關注送禮物，先后捕獲各類小鳥四十余只，均屬省重點保護或國家“三有”保護動物。

其實，在網絡直播間，類似的情況并非個案。

“網紅”直播違法屢屢發生

近年來，隨著社交平臺、直播平臺、短視頻平臺的興起，各類“網紅”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有些人為了成為“網紅”或者為了利益，不惜觸碰法律紅線。“網紅”變“網黑”現象在互聯網上已不僅僅是個例。

2016年11月，某直播平臺一男主播因模仿吸毒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經尿檢，這名主播并非真正吸毒。他解釋稱，是因為看到直播觀眾少了，腦子一熱，拿了一張發票紙做出了模仿吸毒的動作。盡管如此，因在網絡直播中連續做出模仿吸毒的動作，帶來不良社會影響，擾亂公共秩序，這名主播被處以行政拘留5天。

2017年3月，在某直播平臺直播的一名女主播為了吸引觀眾刷禮物，將黃鱔放進下體，在網絡上引發熱議。2017年5月，浙江省“掃黃打非”辦公室協調公安部門，對網絡直播平臺有涉嫌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的案件進行深入調查，“黃鱔門”主播被抓獲。

同年5月1日，周某與楊某某、李某3人進入故宮并直播實景畫面。當天晚上，3人轉至某景區繼續直播，謊稱現場為故宮院內，并編造女主播夜宿故宮進行網絡直播的虛假事實。為了逃避法律責任，3人又自導自演直播所謂的“道歉”，欺騙社會公眾。后經調查，此系3名違法人員精心策劃并傳播的虛假事實，楊某某、李某、周某被警方依法處以行政拘留處罰。

同年7月，網絡主播高某為提高關注度、增加粉絲量，在吉林市豐滿區旺起鎮四方村八社的家中，使用手機登錄直播平臺，通過網絡直播的方式，向觀看直播的觀眾編造并傳播吉林市7月13日晚的洪水災害造成一百余人死亡、政府故意屏蔽造成豐滿區旺起鎮通信中斷、救災物資未全部發放到受災群眾手中的虛假災情信息。后經查實，該直播共持續19分鐘26秒，累計在線觀看人數169人。辦案機關認為，高某的行為已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就在高某直播后的第二天，即7月17日，高某被吉林市公安局豐滿分局刑事拘留。

2018年4月，有網友向武漢交警反映稱，在某直播平臺上，一男子正直播在武漢一道路上違法駕駛摩托車。此事引起武漢交管部門的高度關注。民警調查發現，在直播畫面中，主播金某駕駛摩托車沒有穿戴任何安全防護裝備，在城市道路上時而脫把，時而翹頭，時而加速，在滾滾車流中隨意穿插行駛，同時還通過彈幕與在線觀看的網友互動，根據網友要求表演危險駕駛動作。

武漢交警結合城市視頻監控“天眼”，通過大數據進行軌跡分析，很快就鎖定了金某的主要行駛線路，將在網絡平臺上直播駕駛摩托車在城市道路上“耍酷”的金某查獲，依法行政拘留10日。

法律意識淡薄是主因

近年來，為了吸引網友眼球，一些網絡主播可謂花樣百出，其中不少言行觸碰法律紅線。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對此，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法律系副主任鄭寧分析稱，這種現象折射出網絡直播行業的一些從業人員唯利是圖，為了吸引粉絲眼球、獲取高額物質回報，無視法律和道德底線。

鄭寧說：“存在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網絡直播行業準入門檻較低，而網絡直播平臺的審查以及相關部門的監管又不到位，導致一些網絡主播的違法行為不能得到及時懲治，在利益驅動下，更多人甘冒風險。”

在上海律師王艷輝看來，近年來直播行業的發展給了民眾更多的網絡展示空間，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一些所謂的“網紅”因為法律意識淡薄又迷信所謂的“出名要趁早”，為了博取眼球不惜以身試法。而這些“網紅”往往又對青少年有著十分大的影響，如果不能及時規范這些違法行為，將給社會帶來很大隱患。

王艷輝告訴記者，存在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這些涉嫌違法的“網紅”道德底線較低、法律意識淡薄；另外一方面原因是，直播平臺目前有大量的資本流入，利益驅動導致亂象叢生；當然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目前針對網絡直播平臺的法律尚不完善，對于其監管還存在空白。

“這種現象的存在說明民眾的價值觀、道德觀仍需提高，國家也需要及時應對新興領域的問題制定相應法律來規范‘網紅’的行為。”王艷輝說。

加強普法教育是關鍵

“網紅”直播內容觸碰法律底線，哪些人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對此，王艷輝說，首先，“網紅”如果觸碰法律，那么其應當負直接的法律責任。“至于平臺是不是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我認為，平臺應當有基本的審查義務，可以參照知識產權領域的‘紅旗原則’,即‘不知道也沒有合理的理由應當知道’的情況下可以免責，否則平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在鄭寧看來，網絡直播違法，網絡主播應該承擔相應責任。如果網絡直播隸屬于某單位，則其行為會被視為其所在單位的職務行為，則其所在單位也應承擔相應責任。如果網絡直播平臺沒有盡到相應的審查和管理義務，要受到相應的行政處罰，嚴重的還要承擔刑事責任。

鄭寧告訴記者，自2016年以來，原文化部、原廣電總局、國家網信辦出臺了針對網絡直播的一系列文件和舉措：

2016年7月，原文化部發布《關于加強網絡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督促網絡表演經營單位和表演者落實責任，違法違規表演者將列入黑名單或警示名單。

同年9月，原廣電總局發布《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直播平臺必須持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未取得許可證的機構和個人不能從事直播業務。

同年11月，國家網信辦發布《互聯網直播管理規定》，重申了對互聯網直播新聞信息服務的資質監管，要求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應當依法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資質，并在許可范圍內開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開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互聯網直播發布者，應當依法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資質并在許可范圍內提供服務。此外，強化了直播平臺的主體責任，要求其建立直播內容審核平臺，對直播內容加注、播報平臺標識信息，對評論、彈幕等互動環節加強實時管理，并具備“及時阻斷”的直播技術能力。

2016年12月，原文化部發布《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規定網絡表演是指以現場進行的文藝表演活動等為主要內容，通過互聯網、移動通訊網、移動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實時傳播或者以音視頻形式上載傳播而形成的互聯網文化產品，并把網絡游戲直播納入監管范圍。經營者應取得“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健全審核制度，直播實時監管，錄播先審后播。

如此多規定的出臺，似乎未能完全遏制“網紅”向“網黑”的轉變，究竟該如何遏制這種現象？

王艷輝建議，首先，針對目前的網絡環境制定相應的法律；其次，明確監管部門的職責，加大對網絡環境的監管力度；最后，加強網絡文明教育，讓受眾對網絡上的不當行為有明確的認知并且能夠自發抵制低俗、違法的行為。改善網絡環境需要社會各方面協同合作、各司其職，這樣才能創建一個良好的網絡空間。

在鄭寧看來，一是切實落實信用監管制度，加大對違法主播及平臺的信用懲戒力度，使其不敢違法；二是健全公眾投訴舉報及回應制度；三是加強對網絡主播、網絡直播平臺的法治教育；最后是有關部門強化技術手段，對網絡直播行為進行全程動態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