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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家庭對于托管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國內城市小學的周邊500m半徑內，遍布各種各樣的兒童學后托管中心，這些機構大多數隱藏在小學周邊的居民樓、寫字間、商住房內。作為教育的一個細分賽道，托管行業被許多人視作“教育行業的最后一塊處女地”。

但由于市場高度分散和政策監管的缺失，托管行業經營模式的迭代和發展較為緩慢。近幾年，托管行業開始普遍受到資本的關注，融資力度空前加大。托管行業本身也在由粗放式發展向精細化升級。

在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中，托管行業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為什么托管行業作為一個存在近三十年的教育細分品類，會在近兩年發生變革？在國內，托管行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都有哪些？針對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國學后托管教育聯盟主席張洪偉。

記者：托管行業在國內經歷了怎樣的變遷歷程？近幾年，托管行業由粗放式發展向教育屬性機構升級，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

張宏偉：從宏觀來講，中國的托管教育到目前為止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九十年代初，尤其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由于城市化進程加速、人口流動規模擴大、國營企業改制等原因，城市中的住與教相分離，行業開始逐漸萌芽。在初期階段，托管行業主要呈現為“小飯桌”形式，負責孩子的接送和餐食，為孩子提供休息的場所。

行業發展十年后，也就是2000年左右，由于學生課業壓力的加重，托管行業在小飯桌的基礎上，增加了作業輔導的環節，進入了2.0版本的托管輔導階段。2010年以后，托管行業的教育屬性不斷增加，我們將它定義為托管教育，也就是托育過程中不僅僅包括照顧孩子的日常生活，而且包括學生的課業以及綜合素質的培養。

從1990年起，托管行業經歷了小飯桌、托輔、托育三個階段，平均每十年一個周期。目前，從總量來說，行業內80%的機構仍處于托輔階段，只有10%-20%左右的機構處于托育階段。系統和精細化的服務內容越來越受到家長的認可。

這幾年托管行業升級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點，與家長需求的轉變相關。目前的小學生消費主體以80后父母為主，他們的教育理念和經濟承受能力都與其父輩有所不同，原來的低端“小飯桌”模式和單一的“托管基礎服務”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倒逼市場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服務。

第二點，可以從社會需求角度來看，城市雙職工家庭逐漸增多，家長下班與孩子放學之間的時間差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在法律框架內積極予以協調，因此出現了校內托管一類的解決方式，但這與教育部門的教育屬性存在沖突之處。

第三點，從孩子角度來看，孩子的學業壓力不斷增加，周六日補習成為一個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家長開始希望托管機構能夠在看管、作業輔導之外，增加課業補習的功能，這樣便可以將周六日時間節省出來。

記者：托管教育行業被許多人視為中國教育領域的“最后一塊處女地”，但為何這個行業目前在國內的發展程度仍然有限？它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有哪些？

張宏偉：我是從2012年開始進入這個行業，當時受各方面條件的約束，行業內從業者的素質和水平較為有限。最初的從業者大多是由于偶然因素進入托管行業，例如家里有空余房子或恰好有托管需求，對于未來的發展，他們并沒有清晰的定位與規劃。

從政策法規層面來講，國家對這個行業還沒有一個準確的定性。2014年以前，無論是中央層面還是地方政府層面都沒有任何關于托管行業的“聲音”出現，致使該行業長時間處于一種“監管真空”的狀態下，資金與人才的進入受限。

實際上，在一些發達國家，學后托管教育的法制化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日本在1947年就已經頒布了一部關于嬰幼兒的保護法——《兒童福祉法》。但是關于少兒托管的法律制度一直缺失。在政府機構和民間機構的不懈努力下，1998年，少兒學后托管業務終于以“學后兒童全面培養計劃”的名義成為《兒童福祉法》的一部分。

但托管教育行業的發展機遇也很明顯。不論是托管教育機構，或是K12校外教育培訓機構，本質上都是在同孩子搶時間。現階段，兒童托管服務是一種“剛性需求”，孩子每個月在托管機構停留近百小時，市場空間巨大。

另外，學后托管的服務對象主要以城市1-4年級的小學生為主。這部分客戶群體向下延伸是幼教機構的服務人群，向上延伸是新東方、好未來等培訓機構的目標客戶，具有客觀的引流功能。

記者：北京、上海一直是教育培訓行業的紅海市場，托管教育是教育的一個細分品類，但為何目前國內的托管教育連鎖品牌基本都繞開北京、上海一類的“戰略重地”？

張洪偉：過去我們做托管教育連鎖加盟時，也基本沒有涉足北京、上海等地，一些一線的托管教育品牌在這些城市也基本沒有店。但像北京、上海屬于“兵家必爭之地”，托管并不是家長的必然需求。一些教育培訓機構為了爭搶生源，已經開始為家長解決接送、托管等問題。

另外，北京、上海市政府將小學生的午飯承包給了專業的第三方餐飲機構，中午不允許出校門，所以沒有午托需求。孩子在托管機構的停留時間也由正常的五個小時變為兩個多小時，托管機構的房屋大部分時間處于閑置狀態，利用率不高。供給、需求、成本三個原因導致了托管教育機構大多選擇繞開北京、上海等城市。

但一線城市內部也存在差異。廣州、深圳過去是由政府管理孩子的午休，但從2014年開始放開午托后，托管市場需求巨大。目記者：在世界范圍內，有哪些值得參考的托管教育經驗？

張洪偉：無論是美國、韓國、日本或是臺灣，都存在下班與放學時間不同步的問題。它們在這個問題上，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階段，日本用了六十多年。從結果上來說，這些國家最終都是依靠政府立法來解決。托管教育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最終的解決方案會是國家、地方、民間三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1997年，美國克林頓政府進行立法，撥款138億美元解決托管問題，企業、地方與國家共同合作。在一些發達國家，國家主要負責教育公平，為一些貧困群體提供托管教育服務。而民間的托管機構則主要滿足中上層家庭對個性化教育的需求。

上世紀80年代，臺灣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臺灣地區適齡青年的人均工作強度和時間增加，照看和接送孩子的時間減少。在1982年，某些嗅覺靈敏的商家根據家長的需求，順勢推出了學后看護服務，就產生了“安親輔導”這個行業，也就是我們國家俗稱的“小飯桌”，現在的“學后托管教育”。

經過近30多年的發展，隨著少子化的加劇，以及對應試教育的重視，臺灣地區的“安親輔導”服務內容已經由最初的接送、吃睡、課業輔導等基本的服務，發展成為一個全方位成長的教育綜合服務。在上世紀80年代初，安親輔導行業在臺灣發展缺乏秩序和規范，如今已走向了成熟。

目前國內的托管教育市場，就像一個“江湖”，由于沒有絕對的行業老大，行業發展也不夠規范和成熟，“臺灣系”是其中推動行業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這些品牌大多集中在2013年左右進入到國內市場，對整個托管教育行業的規范化、制度化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記者：教育綜合體是托管教育行業目前十分推崇的一種發展模式，實際上K12領域的一些企業也在致力于打造一站式教育服務空間，這兩者有何異同？

張洪偉：K12領域的教育綜合體與托管教育行業的綜合體設想，有著一致的發展目標，那就是滿足社會對教育培訓的需求。但以托管為基礎的綜合體與K12領域的綜合體有不同之處。K12的教育綜合體將多個培訓機構容納進一個空間，減少了家長路途奔波的時間，但并不能讓家長免去等待的時間，無法真正讓家長獲得解放。

以托管為基礎的教育綜合體則是另一種形式，“教育綜合體”內設置能夠提供孩子吃飯、睡覺、寫作業等基礎輔導內容的服務項目。家長只需像日常上課一樣，早晚到托管機構接送孩子。托管機構老師將依據課程時間，把孩子送至不同的培訓地點，同時為孩子提供陪伴、輔導、交流的服務。

這種方式有個優點，家長的時間得到節約，進而得以擁有更多的私人時間與空間。中國的家庭在有了孩子后，習慣于將所有時間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周末時間也大多用于陪孩子在各個輔導機構間來回奔波，反觀國外卻并非如此。

我有一個美好的愿景，孩子能夠將課外學習集中于周六一天，家長可以在這一天休閑放松、自我提升。在周日時，一家人可以共同享受親子時光。這種教育綜合體能夠同時照顧孩子與家長雙方的需求。

記者：在管理、運營等方面，初次進入托管教育行業的機構最常遇到的問題都有哪些？

張洪偉：托管教育與教育培訓行業之間的區別不大是許多初進入者遇到的問題之一。托管教育行業與教育培訓機構的家長需求、師資要求、業態和選址條件都不同。參加培訓的家長更加關注分數和教育的效果呈現，老師需要保證課程短時間內有成效，具有典型的短周期、低頻、強效果的行業特點，一般選擇在交通便利、靠近社區或者商圈的位置。

托管的家長更加關注高質量的作業輔導和安全接送的問題，以及保育類的服務，選址多數在小學周圍或者靠近社區，是一個長周期、高頻、浸透式的行業。

最近四五年托管行業的加盟業務發展迅猛，許多人跨行進入這個行業，在選址、定價、課程設置、教師招募等問題上缺乏明晰的方向。對于初進入者而言，最開始時，他們可以選擇加盟的形式，跟隨一個較為成熟的連鎖品牌進行發展規劃。

來源|微信公眾號：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