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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發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

2013年12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發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中明確規定，比特幣不是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并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對比特幣性質做出了法律上的界定，而在實務中，比特幣交易安全事件頻頻發生，不同地區的法院又如何認定。本文將通過對法院相關判例，探究比特幣交易法律保護問題。 

一、風險自擔 

在商河縣人民法院發布的“（2015）商民初字第1531號”不當得利糾紛案一審判決中，該法院將原告由于操作失誤匯入被告賬戶的比特幣認定為不合法的物，交易比特幣屬風險自擔行為。 該法院認為：“比特幣是一種P2P形式的數字貨幣，屬網絡虛擬貨幣的一種。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應當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普通民眾在自擔風險的前提下擁有參與的自由。因此，比特幣在我國不受法律保護。對于比特幣這種不合法的物，其交易亦不受法律保護，原告通過比特幣交易平臺誤將自己的比特幣匯入給被告賬戶，但該種交易行為在我國不受法律保護，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屬風險自擔。” 因此，從該判例中看出，商河縣人民法院觀點認為比特幣交易不受法律保護，交易主體之間的比特幣多付、少付、付錯對象等均不受法律保護。 

二、平臺責任 

上述案例中提到比特幣交易本身不受法律保護，那么為比特幣交易提供服務的比特幣交易平臺的責任又如何認定。 在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2016）黑民終274號”侵權糾紛判決書中，該法院認為：“比特幣交易平臺在提供網絡平臺進行比特幣交易時，在用戶賬戶充值及交易出現異常時，未按《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委發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的規定切實履行客戶身份識別、可疑交易報告等法定反洗錢義務，即未核實用戶身份就為其賬戶充值，對用戶賬戶的異常交易情況視而不見，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利用比特幣交易平臺的風控缺失，在平臺上完成巨額贓款洗錢行為。法院認為：“比特幣交易平臺在僅有用戶復印件的情況下，就為異常交易提供服務，間接給原告造成了損失，其漠視的態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配合犯罪分子轉移贓款的效果，造成了受害人款項被揮霍，無法追回。對此，平臺的違規行為在客觀上為犯罪行為提供了便利條件，存在過錯。”法院綜合平臺的違規情形、給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及起到的不良示范作用，判決平臺應承擔40%的賠償責任。 因此，對于平臺來說，應當嚴格履行實名認證規定，發現交易異常時及時采取凍結賬戶等處理措施，那么犯罪分子通過該公司交易平臺轉移贓款的行為就難以得逞。 

三、比特幣的財產價值 

從上述判例可以看出，利用比特幣進行非法交易給被害人的“實體”財產造成損失的行為應受到法律規范。因此，該判例中法院對比特幣交易受法律規制的態度較為確定，即交易的合法性。另外，我國現有法律體系中，比特幣不屬于法律規定的財產的范圍，但是實務中如果比特幣的非法交易行為導致了“實體”財產的損失，仍受法律規范。 筆者研究其他虛擬貨幣，如Q幣、游戲幣等虛擬貨幣相關判例發現，法院對虛擬貨幣的保護態度較為明確，即行為人通過網絡實施的虛擬行為如果對現實生活中刑法所保護的客體造成危害構成犯罪的，應當受刑罰懲罰；秘密竊取網絡環境中的虛擬財產構成盜竊罪的，應當按該虛擬財產在現實生活中對應的實際財產遭受損失的數額確定盜竊數額。虛擬財產在現實生活中對應的財產數額，可以通過該虛擬財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交易價格來確定。

對于Q幣和游戲點卡等由互聯網科技公司發行的虛擬貨幣和票證，和比特幣類似，屬于網絡環境中的虛擬財產，由用戶用真實貨幣購買。唯一不同的是，用戶以支付真實貨幣的方式購買該類虛擬貨幣后，通過Q幣和游戲點卡得到的是網上服務，而購買比特幣后獲得的是投資收益。但是，兩類虛擬貨幣不僅是網絡環境中的虛擬財產，也代表著用戶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享有的財產。 

由于認知的差異，對法律解讀的不一致導致不同的地區法院對比特幣交易行為的不同判決結果，但是筆者認為，與其他網絡環境的虛擬財產一樣，比特幣由用戶使用真實貨幣購買，侵犯比特幣實際上就會導致用戶“實體”財產的直接損失，因此，比特幣交易應受到現有法律體系的保護，當然，為比特幣交易提供平臺的機構也應履行法定義務，保護用戶的虛擬財產。 （作者：陳云峰律師，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互聯網金融法律委員會主任，擅長互聯網金融法律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