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前五，國產手機占三席，表面風光背后卻潛藏著危機通信
從追隨者到領跑進入“無人區”，從爭奪市場規模到掌控核心能力，手機“中國造”正在過大關。
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形勢大好，我卻如芒刺在背。”
OPPO公司CEO陳明永的這句話，成了當下國產手機的寫照，興奮并焦灼。
興奮之處在于，全球智能手機的市場增長高地正在向中國轉移，且由國產手機引領。市場研究機構Counterpoint2017開年報告顯示，2016全年全球智能型手機出貨量僅有2.3%的微幅成長，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卻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6%至4.65億部。
在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份額排名前五的手機廠商中，中國企業占據三席。在龐大的國內市場，國產手機品牌在總體出貨量中的占比高達8成以上。
一些變化隨著規模增長悄然發生。今年1月初的國際消費類電子產品展覽會（CES）上，“中國元素”愈發濃厚，中國公司占參展商總數超過三分之一，華為、中興、小米等中國手機企業占據了展會的顯著位置。
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GSMA）大中華區戰略合作總經理葛頎為《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描述，“原來運營商在國際上開會，談終端時只會提到蘋果、三星，現在，華為、小米、OPPO、vivo反復出現在國際話題討論中，已經變成國際產業界非常熟悉的名稱?！?/p>
有著17年運營商工作經歷的葛頎，用了“不可思議”和“不可想象”兩個詞來描述這種現象。從手機行業開始，中國制造的產品在消費電子乃至科技領域，正在獲得來自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認可。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伴隨國產手機的成長，中國手機制造供應鏈也快速壯大，激發了產業鏈制造端和消費端的活力。而智能手機本身，更成為信息時代的硬件接口和底座，加速了中國移動互聯網的大規模普及和海量網絡應用的興起，連接起人與人、人與信息及人與服務，改變了一個大國民眾的生活方式。
焦灼之處同樣明顯。中國手機的進步，整體還停留在市場份額、營銷與應用層面，隨著4G換機高潮的結束和移動互聯網人口紅利期的衰退，現有市場、營銷及應用層面的創新已近極致，難以繼續驅動行業進步，核心技術自主研發進程的滯后，更是埋下隱患。
從追隨者到領跑進入“無人區”，中國手機廠商既迎來了下一輪商業戰場的激烈廝殺，也走到了從爭奪市場規模到掌控核心能力的升級戰關口。
給國貨“長臉”
中國手機的成績不僅是市場排名和產業形象，在《財經國家周刊》的采訪中，有多名行業專家表示，手機行業的進步，對整個中國制造來說都有重要意義。
手機產業在國際上被認為是一個高度競爭、高度科技化的行業，它讓世界真正認識到中國制造不再僅靠低人力成本拼性價比，也多有創新。
在通信行業最開始的很多年里，發生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手機大戰，從摩托羅拉和諾基亞的美歐爭霸，到美、日、韓三足鼎立，再到蘋果、三星的美韓之爭，跟本土品牌幾乎沒什么關系。在產業萌芽時期，本土品牌不靠政策呵護，從不無殘酷的環境中廝殺出來，逐漸贏得一席之地。
而且，與其他一些帶有明顯“中國標簽”的制造產業不同，盡管中國手機廠商也從中低端入場，但在高度競爭的市場，它們崇尚市場精神，從戰略布局、品牌定位、定價策略到供應鏈管理和營銷渠道建設，打法各異，以自己的方式贏得了消費者，在市場規模上取得了領先，讓全球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信心大幅提高，尤其讓很多國人重新認識中國品牌，重新認可國貨。
令人驚喜的是，手機行業不僅自力更生發展壯大，還帶動了產業界巨變。
一方面，智能手機的發展給移動互聯網提供了硬件方面的支持，終端的普及推動了中國移動互聯網大發展，成就了中國在全球互聯網領域的大國地位。
目前，中國在電商、O2O、社交、共享經濟等領域已領先全球，中關村也成了互聯網創業的新“圣地”。隨著新一輪中國手機業走出去，這個載體有望將中國移動互聯網的業務與服務進一步帶向海外。
另一方面，伴隨著手機產業的崛起，中國手機供應鏈開始進一步壯大，反向驅動制造業的發展。
在終端廠商的規模增長帶動下，獨立設計公司聞泰、龍旗、華勤等方案設計企業紛紛向下游延伸，逐漸演變成集設計、制造、配套于一體的原始設計制造商，傳統代工企業富士康、偉創力等，也不局限于代工，分別向產業鏈上下游延伸，開展手機方案設計、整合開模、注塑等配套服務。
而在最近一段時間的手機行業發布會中，就連手機廠商也越來越頻繁地將自己的工廠展示到大眾面前，展示自己的制造能力。
比如金立從2002年成立公司到2003年自建工廠，在如今產品和制造分離成為手機行業趨勢的情況下，成了國內罕見的不用代工，自主研發、制造、品牌、渠道垂直一體化的手機公司。
一旦產業鏈延長，整個行業將更加活潑，進一步帶動全行業的發展。從這一層面看，在手機領域，中國制造正在逐步走向正循環。
這次不一樣
不過，國產手機行業還不到慶典的時候。
經濟學家卡門?M?萊因哈特和肯尼斯?羅格夫曾在金融行業中提出過一個理論，叫做“這次不一樣”，用來描述金融危機來臨前人們置身事外、忘乎所以的態度。
即便火熱如國產手機，當局中人如果過于關注眼前的名次，很容易忘記思考狂歡后的下一步。
在過去崇尚產品功能與技術至上的工業時代，中國作為后進者，曾一度是全球技術的模仿者和跟隨者，逆向研發、低質低價、薄利多銷，雖拼下一些市場，卻讓中國企業在后續的全球化進程中艱難前行。
手機行業中，第一代國產品牌波導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從2002開始，波導以號稱“中國第一網”的強大銷售網絡為依托，以低價產品及強勢廣告戰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波導手機，手機中的戰斗機”這句經典的廣告詞深入人心。2003年，波導憑借1175萬部銷量超越所有國際品牌。
然而，僅僅四年之后的2007年，波導市場份額就下滑到不足1%，虧損近6億元。
究其原因，以廉價策略為主導，利用轟炸式廣告營銷快速搶占市場，嚴重限制了品牌的溢價空間。一旦其過度依賴的渠道和營銷出現變數，缺乏核心技術的波導很快被產品導向型的品牌打敗。
直到今天，即使已經告別了“貼牌”的年代，國產手機依然少有在核心技術取得巨大突破。通信行業觀察人士宿藝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國產手機）依然是加工、制造、渠道的廠商，還不能稱之為有核心能力的科技公司?！?/strong>
在手機領域，主芯片、存儲、屏幕是手機“三大硬件”，中國手機供應鏈歷經十多年的模仿式發展，盡管生產屏幕基本不成問題，但在原始創新上仍弱于三星、LG等韓國廠商；展訊、華為海思等芯片商處在奮力追趕階段，但美國高通仍是芯片市場霸主；至于存儲，更是處于早期跟隨階段。
在操作系統層面，雖然多家中國企業進入該領域，但技術實力不足、產品應用規模不大，且產品多基于安卓系統的二次開發。隨著谷歌對智能終端操作系統控制的加強，處于跟隨狀態的中國手機企業，始終處于被動，受制于人問題凸顯。
“可以說，過去20年，左右中國品牌銷量的還是渠道。”手機中國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對《財經國家周刊》如是說。
在他看來，無論是憑借運營商拔地而起的“中華酷聯”，還是借助互聯網第一波紅利突飛猛進的小米，抑或當今處于第一軍團的OPPO和vivo，技術研發水平無一都與所獲市場份額有一定程度的脫節。
這種技術缺失增加了國產手機的供應鏈隱患。
以屏幕為例。2012年，華為Ascend P1上采用4.3英寸Super AMOLED觸摸屏，市場口碑良好，但其上市后產能便持續緊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來自三星的AMOLED屏供應量不足。業內有說法，三星是有意削減了對P1的屏幕供應量。
小米也在屏幕這樣的核心部件上栽過跟頭。2016年，為了爭取曲面屏供貨，小米董事長雷軍親自去韓國拜訪三星屏幕廠商高管，卻遭冷遇。雷軍接受采訪時說，“手機行業經過充分競爭之后，產業鏈上的每一個領域都形成了近乎壟斷的巨頭，處理器、屏幕，很多領域都有世界級選手，沒有大家配合做不出好產品?！?/p>
如此一來，國產手機廠商不僅無法形成合力在某一領域對抗外來競爭，甚至自己想要做出真正“差異化”的產品都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事實。
真正的危險
“真正危險的事情，是3、5年之后，手機核心價值的改變?！盙artner首席分析師呂俊寬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當5G時代來臨，如果國產手機依然沒有掌握核心技術，失去了解決方案的國產品牌，將再次陷入同一個輪回。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無論是2G、3G還是4G時代，每當移動通信技術進行迭代，國產品牌總要經歷一個回到原點的痛苦過程。
以最近一次的技術變革為例，當適應移動數據、移動計算及移動多媒體運作需要的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開始興起，手機形態也隨之發生變化。為了適應4G網絡的功能，擁有觸控界面、基于一個操作系統、可以隨意安裝和卸載應用軟件的APP商店，開始成為手機的核心功能。
盡管這個變革過程曾被稱認為國產手機“彎道超車”的機會，然而，2013年底國內4G牌照發放后，超車并沒有很快發生，反倒是國外巨頭占了先機。
最直觀的表現數據是，2014年一季度，國內企業2G手機銷售占比13.1%，4G手機銷售占比僅4.1%；而國外企業2G手機銷售占比為7.9%，4G手機銷售占比則達20.6%。
榮耀總裁趙明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最近兩年國產手機市場份額后來居上，正是慢慢抓到了技術變革的脈絡，但這個技術，還只是應用技術。
趙明說，技術分應用技術和基礎技術，基礎技術就是一些芯片、材料科學，應用技術是整個系統架構設計，軟件、系統上開發能力。從目前來看，在應用技術上國內越來越成熟，在海外也有了一席之地，但基礎技術依然欠缺。
技術和硬件標準缺失的問題，將有可能讓國產手機重新面臨被外國品牌超越和控制的風險。
中國手機廠商在這方面沒少吃苦頭。
其中引起巨大關注的，是去年6月，高通就專利許可費問題訴中國手機廠商魅族一案，在長達半年的糾紛后，魅族最終同意支付專利許可費以解決在三個國家的法律爭端。
而在高通起訴魅族之前，包括華為、OPPO、vivo、金立、中興、小米、聯想、格力、奇酷等國內100多家規模大小不同的手機廠商，均與高通簽署了新的中國專利許可協議。由于高通在無線通信標準領域掌握標準，中國手機廠商幾乎完全沒有商量余地。
今年6月，剛剛贏了三星一戰的國產手機老大華為，在英國戰場上，敗給了電信設備制造商UPI（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繼專利無效請求被駁回、確認構成專利侵權后，華為在英國還領到了“禁售令”。
360手機總裁李開新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在下個領域，別人都已經定好標準了，你要想在這個行業里存活下來，就要遵從標準，這樣一來你的市場是有限的，你的存活是有問題的。”
走出舒適區
當然不能坐以待斃。
在5G可能掀起的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時代到來之前，國內擁有技術積累的手機廠商已開始試圖參與甚至主導下一輪標準制定。
2016年12月，華為榮耀發布首款人工智能手機榮耀Magic，榮耀內部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透露，其中應用的智能語音識別均來自于華為2012實驗室自主研發的全局語義識別，屬系統級別。
然而，這款被寄予厚望的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手機，卻面臨雙重壓力。
一方面，其搭載的magic live智慧系統，不僅可根據微信聊天內容自動加載地址、天氣、時間等信息，并且在用戶通話、購物時，也能提示相關服務信息，在數據以及用戶隱私方面遇到質疑。
另一方面，這款機型只在國內發行，呂俊寬解釋稱，這是因為榮耀Magic“無法在全球市場做適配”。
這正是值得警惕的一點，僅僅在國內制定標準是不夠的。
日本就曾經在這個問題上栽了跟頭。日本在通信行業起步伊始，拒絕應用已有的美國、歐洲標準，并于1990年代自己設定了一種第二代移動通信網絡標準，但這個標準沒有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區被采用。盡管運營商們開發了許多圍墻內的網絡服務，但國內巨大的電子商務和內容市場反而增加了日本與全球市場之間的隔閡。
2001年，日本最早普及了第三代移動通信網絡，而世界其他地區大多還停留在2G時代，這導致日本的手機相對于全球其他市場太先進而無法使用。與此同時，19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初日本國內手機市場的急速增長，也使得日本國內的制造商缺少足夠的動力去擴展海外市場。
到如今，日本國內的手機市場幾近飽和，增長空間很小，而兼容性糟糕直接導致了日本的通信設備市場相對封閉，全球頂級通信設備制造商中至今沒有日本企業的一席之地。
對于國產手機廠商來說，日本2G的教訓正如呂俊寬所言，“要活躍，要進入到一個大的市場里、大的行業里面去競爭，這是必須的。”
即便國產手機的品牌競爭力還不足夠強大，即使到現在依然少有真正全球化的品牌出現，這依然是必須走出的一步。
中國品牌的機會在于，在2020年5G商用之前，國產手機還有時間和空間去追逐。在這個全新的領域，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線，“谷歌在人工智能領域耕耘了5、6年，目前一些產品也只能在美、加等地應用，全球適配同樣存在問題。”呂俊寬說。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走出數量和規模上的舒適區，應對真正技術上的挑戰，是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關鍵一步。
新一輪角逐
當一切問題和機遇已經擺在眼前，國產手機廠商需要回答一個最簡單而直接的問題，即“我們需要做什么”。
其中最急迫的一個答案，就是提升產品的核心競爭力。
過去一段時間，一些國產手機過于強調“性價比”，如葛頎所說，“在盡量低成本的情況下實現的性價比并不是真正的性價比，但它能幫助企業形成出貨量和規模?！?/p>
現如今，消費者完成了“從0到1”的轉變之后，消費體驗也要隨之升級，并且，隨著手機廠商的增多和上游零部件供應商的集中，手機成本日益透明，曾經的“性價比”也沒有更多的說服力了。
要想提升產品核心競爭力，一方面是要進行技術積累。當下手機市場，APP應用已基本固化，智能機所依靠的安卓系統日益笨重，其構架不符合手機之外其他的終端，而目前可以預見的5G時代，各終端很可能都將統一于一種操作系統之下，此時，提早進行技術積累將是打通未來全球手機市場最重要的一步。
2016年年中，華為已經公開表示正在自主研發智能手機操作系統，小米等廠商也在跟進，就連阿里這種互聯網巨頭也試圖憑借Yun OS提前布局5G時代，國產手機又將進入新一輪角逐，速度成了制勝因素。
另一方面，在5G來臨之前，技術積累有待時日，在中國制造貫穿整條產業鏈之前，國產手機在產品方面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宿藝認為，保證“產品的迭代能力”或許是第一步。即使在4G市場，智能手機也依然擁有巨大的開發空間。
以中國最大的4G通信運營商中國移動為例，在中國移動的8億用戶中，有5億為4G用戶，其余3億是潛在換機群體。而當泛補貼時代結束，運營商也將利用更集中有效的補貼方式以及好的產品來為自己的網絡增加留存用戶。
除此之外，在保證持續輸出被用戶喜歡的好產品前提下，如何提升品牌實力也是當務之急。
過去幾年，國產手機的品牌形象基本停留在廣告營銷層面。憑借頻繁出現于大眾視線的口號式廣告和明星代言，來增加自身存在感。
這種廣告營銷在初期的確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成功多依靠地緣優勢，即國產手機對本土市場和用戶喜好和消費習慣的了解。當國產手機逐步走上國際舞臺，需要對國際市場有更深刻的理解。
而更深層次的品牌競爭力，絕不僅僅是代言、廣告那么簡單，更多體現在商業模式和技術含量上。
以蘋果為例，蘋果店中手機銷售沒有傭金，銷售員的提成來自于保險和服務銷售，實體門店相當于服務和社交平臺，這種方式將線下門店也作為品牌展示的一部分。
這對于中國手機廠商是有借鑒意義的，中國的高物流成本和居高不下的商業房產廠租成本決定了實體渠道高昂的銷售成本，此時，旗艦店的布局集中承載了品牌建設的職能，如何在此基礎上延伸出更多的商業模式，也許比瘋狂開店更重要。
憂患中前行
2016年的一個事故告誡國產廠商，應對危機也是手機行業成熟化后重要的環節。
三星電池爆炸事件給了這家手機巨頭慘痛的教訓，同時也給了國產手機最好的啟示，即延長產業鏈以規避風險。
李開新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感慨道，“這么大范圍的全球性事件（電池爆炸），也只有三星能扛得住，放在其他任何一家手機公司都是無法承受的?！?/p>
究其原因，三星在消費電子領域的產業鏈可以幫助其通過其他產品來彌補虧損，這又回到供應鏈掌控能力問題。
對于三星來說，除了作為一家下游終端廠商，它更是一家核心零部件供應商，其背后強大的屏幕制造能力，極大地分散了風險。
反觀如今風頭正盛的OPPO、vivo，作為單一的手機終端企業，更需要提前思考，當過去十年積累起來的線下渠道和人口紅利結束之后，路在何方？
如宿藝所言，“企業在高速發展時期，一些問題會被掩蓋，當減緩時各種問題都會開始暴露。”一旦到了那個時候，擔憂也失去了效用。
積極的方面在于，成熟的中國企業家并不缺乏憂患意識。
回望20年前的中國，第一家移動通信運營商中國聯通剛剛成立，移動、電信還沒與之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國內的移動通信行業舉步維艱；巨龍、大唐、中興、華為被并稱為“巨大中華”，在資本短缺、技術匱乏的通信制造領域，扛著國外品牌的壓力高歌猛進。
而今，巨龍和大唐已寂寂無聞，華為在2013年超越愛立信，成為全球通信行業老大，以為會當一輩子碼農的雷軍成了小米公司董事長，領著800塊錢薪水做著北大方正底層程序員的周鴻祎，創辦了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安全企業360，并在試水手機行業。
即便是在經濟增速降檔壓力之下，中國手機行業也給中國制造帶來了諸多意外之喜，未來還將承擔更重的責任。
從門外漢走到全球第一，中國制造在手機領域用了不到20年，下一個正在實現中的夢想，是從“中國制造+硅谷軟件”到“中國智造+中國軟件”。
作者：李云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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