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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東方明珠在午后陽光的照射下略顯疲倦。黃浦江上，時不時地有三兩只輪渡緩慢地駛入視線。低頭俯視，一排排由雙坡屋面和清水紅磚墻面組成的弄堂，錯落在現代化建筑之間，靜謐而安詳。

7月中旬，巴比特記者在上海黃浦江邊上的寶礦國際大廈（BM TOWER）采訪了數字文藝復興基金會和數字啟蒙資本的合伙人–曹寅。

黑色西裝外套，內搭藏青格襯衫，下身深藍色牛仔褲。當巴比特記者第一次在會議室見到曹寅的時候，他還隨身帶著一臺筆記本電腦，筆記本的外殼貼滿了各式各樣的logo，有區塊鏈媒體“Bitcoin.com”和“Cointelegraph”、區塊鏈項目“Hyperledger”、投資公司“Grayscale”，還有愛沙尼亞相關的“TALLINN Estonia”、“enter e-estonia”等等。在這19個logo中，有近一半是歐洲國家的品牌，而本次采訪的主題也是與“歐洲區塊鏈”相關。

（左為曹寅，右為巴比特記者）

實際上，除了數字啟蒙資本和數字文藝復興基金會合伙人的身份之外，曹寅還擁有其它兩個身份：愛沙尼亞數字國家計劃顧問委員會成員、能源區塊鏈實驗室創始人。目前基金會已經在柏林、塔林以及赫爾辛基設立了辦公室。

于是，巴比特記者就以“歐洲”為話題開了場：“像你經常跑歐洲的話，一周跑幾次？”
曹寅沒忍住笑，說：“一周跑幾次？……一個月至少一次。”

……

好吧，嚴肅一點。在加密貨幣和區塊鏈領域，中、美、日、韓等國家常常是全球市場關注的焦點，而歐洲國家在公眾的印象中，則顯得保守而落后。那么，歐洲國家對數字貨幣、ICO和區塊鏈分別是個什么樣的態度呢？曹寅對此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解答。

“務實”“友好”“開放”

由于國家不同，對待數字貨幣、ICO和區塊鏈的態度自然也不同。

就數字貨幣而言，歐洲國家有沒有推出數字法幣呢？曹寅提到了波蘭的數字茲羅提（dPLN）和瑞典的e-Krona。

比如，今年三月底，位于華沙（波蘭首都）的Lazarski University團隊宣布，開發了一種數字化的國家加密貨幣–數字茲羅提（茲羅提PLN是波蘭的法幣）。項目負責人表示，這是一種不需要昂貴的基礎設施的非贏利貨幣，并能與世界上各種外匯進行匹配兌換。今年四月初，瑞典央行宣布，與IOTA合作推出國家數字貨幣e-Krona，這個項目目前處于初始階段，預計在2019年完成。

就ICO而言，曹寅在交談中三次用了“務實”這個詞來形容歐洲國家對ICO的態度。

比如，法國在今年6月初的時候，法國財政部和金融機構AMF公布了一項名為“Pact Act”的法案，宣布要對ICO進行監管。還有瑞士，在今年的二月中旬，瑞士金融市場管理局（FINMA）發布了一套與ICO活動相關的指南，闡述了現有金融市場立法應用于首次數字代幣發行（ICO）監管的相關標準。曹寅說：“像瑞士、法國和德國，都是抱著一個務實的態度。他們是在現有的框架里，去理解什么是數字貨幣、什么是ICO。如果和現有的金融框架并不矛盾或違背，他就認為這是合法的；如果超綱了，那就會形成一個討論的氛圍。讓企業能和監管者、立法者來進行交流和互動。”

就區塊鏈而言，曹寅表示，歐洲國家對區塊鏈的態度都是“非常開放”、“非常歡迎”。

2016年，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發布了一份名為《分布式賬本技術：超越區塊鏈》的88頁區塊鏈白皮書；德國在2013年8月承認比特幣的合法地位，并已納入國家監管體系，德國也是世界上首個承認比特幣合法地位的國家；今年4月上旬，歐盟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宣布，共有22個歐盟國家簽署了一份協議以建立“歐洲區塊鏈聯盟”，旨在為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曹寅說：“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對區塊鏈技術在人權、可持續發展、普惠金融和供應鏈管理方面的應用，都非常感興趣。”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22個歐盟國家組成的“歐洲區塊鏈聯盟”，還是歐洲八大銀行在7月初利用共同開發的區塊鏈平臺完成跨境金融交易。這些都與“歐洲一體化”有關，法國學者法布里斯·拉哈在《歐洲一體化史：1945-2004》中寫道：

在歐洲大陸建立一個合作性機制，以確保整個大陸的集體安全和經濟繁榮，這種意愿早在1945年之后各種歐洲組織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歐洲觀”的起源最先處于兩個方面的考慮：

（1）尋求和平，謀求一種能夠避免長期困擾著歐洲大陸的連綿不斷的沖突的機制；

（2）在多元化的歐洲政治、文化、社會、宗教等領域建立一個超乎其上的同一體，可用作各個民族國家的參照。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及貿易壁壘的消失來促進經濟繁榮。

也許，這就是歐洲國家喜歡“一起搞區塊鏈”的根本原因。

如果法國是“歐洲的區塊鏈沙漠”

“歐洲的區塊鏈分不分幣圈和鏈圈？”巴比特記者問。曹寅搖了搖頭，說，“絲毫不分。我們分幣圈和鏈圈，是因為幣圈在我們中國是非法的……歐洲的數字貨幣投資其實也很活躍，只是沒有像中國這么活躍的交易。歐洲那邊買了比特幣可能一兩個月翻一次身，中國是日間交易者。

巴比特記者繼續問：“既然不分幣圈和鏈圈的話，那有沒有其它明顯的圈層劃分呢？”

曹寅說，他們有圈層，是按照國家。然后，他伸出右手食指，在桌子上逆時針畫了三個圈圈，繼續說道：“比如德國、奧地利、捷克、荷蘭、丹麥，這是德語區的文化，核心是柏林；然后是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瑞典這些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法國就單獨一個地區。”

那么，這些圈層之間有什么不同呢？曹寅說，技術發展和偏好不一樣。“我們在這個行業里很少聽說法國項目吧，因為法國互聯網產業不發達，做不出來東西，同時法國有著非常苛刻的企業責任和強大的勞工組織，創業公司的隱性成本非常大。德國就很多元化，所以有主鏈、DApp，還有各種交易所、媒體、會展等等。北歐這些國家這邊則偏重底層技術……波羅的海地區的一些國家，比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是前蘇聯加盟國。蘇聯的理工科教育非常好，雖然后來解體了，但是由于其對基礎科學的重視，所以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工程師。所以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的區塊鏈技術都做得很深、很實。”

曹寅認為，語言、文化和歷史等原因導致了歐洲區塊鏈行業發展的差異。他把法國比喻成“歐洲的區塊鏈沙漠”，一方面是因為法國的文化比較“慢”，另一方面是因為法國的互聯網產業不發達，而且金融監管管的很嚴。德國則是最發達的，柏林是歐洲區塊鏈的“老大”，還有就是赫爾辛基和塔林兩個雙星城。

歐洲的“幣圈”和“鏈圈”

巴比特記者問：“你在歐洲的時候，會投資哪些區塊鏈項目？”
曹寅說：“從主鏈，到協議，到DApp都會去投。我們看到的是它的創新……而不在于它是DApp，還是協議。看它有沒有解決區塊鏈行業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上圖的“原始創新”，也就是曹寅采訪中所說的“原生創新”。他說：“所有原生性科技的突破其實都離不開理論上的突破……（這種）突破大部分是從學校產生的……歐洲很多原生式創新都是從學校里出來的，像量子力學、牛頓力學、相對論等等。區塊鏈像一個‘容器’，關鍵要看往里面倒什么東西，而理論指的就是里面這個東西。通過經濟學、社會學理論的創新，再用區塊鏈技術表現出來。”

歐洲區塊鏈的“原生創新”給曹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列舉了愛沙尼亞塔林科技大學的MerkelChain和IOTA、Cardano等從歐洲大學走出來的區塊鏈項目。這種“原生創新”，曹寅認為，是歐洲和中國區塊鏈行業的一個大的不同點。

“一個區塊鏈項目是不是從學校里走出來的，真的有那么重要嗎？” 巴比特記者問。

曹寅說：“很重要，這意味著你是不是以科學的方法論進行開發。工程創新是需要理論基礎和方法論的，學校教的不光是知識，還有方法論。如果沒有經過比較好的學術訓練，是不會有方法論的基礎的。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很多項目到后面就做不下去的原因……中國的公鏈沒有從學校里走出來的。”

除了技術之外，社區是歐洲和中國區塊鏈行業另一個不同點。而社區的不同主要體現在“投機性”上，曹寅說，歐洲從20世紀以來，一直處于動蕩的狀態，從一戰、二戰、冷戰、科索沃戰爭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烏克蘭戰爭到經濟危機、恐怖主義、難民潮。歐洲人不相信“未來會更好”，而中國恰恰相反，所以歐洲數字貨幣投資的投機性并沒有那么強，這就導致了歐洲的區塊鏈項目也沒有那么強的投機性。這一點或許能體現在項目估值上，他說：“歐洲項目估值很低，中國項目估值偏高……歐洲很多項目是主網上線或DApp做出來之后，才開始發幣ICO的。”

在采訪的最后，曹寅和巴比特記者聊到了澳大利亞的區塊鏈行業。他說，不光是區塊鏈，澳大利亞也很少有互聯網公司，是因為缺少這種“基因”。同樣的道理，歐洲的區塊鏈產業之所以與其它國家不同，也許就是“基因”的不同，導致了理念上的不同，進而發展出了不同的技術和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