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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并沒有導致公共關系的災難，也沒有引起人們對災難的總結。互聯網改變的是災難的規模，以及弱勢群體的人數，以及他們留下的負面影響的冰冷無情的持久性。

試著想象一下如果JamesDamore的悲劇在20年前發生，會怎么樣？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不是嗎？1997年的記者是否曾關心一個她從未聽說過名字的微軟工程師寫過的備忘錄，只因為他的同事認為這是性別歧視？絕對不會。這對微軟的人力資源部門來說更有可能是一個問題。

即使記者的選題得到了關心，哪個編輯會負責這個故事呢？如果這是一個發生在高管身上的故事，絕對非常搶手――但是一個對公司政策沒有權力的普通工程師？沒有人會浪費寶貴的、價格高昂的專欄空間來報道它。如果出于某種原因，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情，也沒有其他的報紙會重復報道。也許這位工程師會被解雇，也許不會，但他始終能找到一份工作，可能也學會了對他對同事說的話要小心一點。

對比一下在互聯網時代發生的事情：備忘錄被公開，網民對作者爆發不滿情緒，幾乎斷送了他的經濟和社會前景。我懷疑Damore是否會再擁有像他以前那樣的薪水和地位。(除非一個支持者雇傭他來發表政治聲明。)

當然，這種私人強迫并不完全是新的。在過去，社區內部的憤怒讓很多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或生意。但這些都是地方性的丑聞。如果輿論暴力受害者搬到另一個城市，就能開始新的生活，很少有人會始終聲名狼藉。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遭受了網絡暴力。新聞加速了這一點――想想1998年的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Lewinsky）。互聯網改變了審查的速度、達到的程度以及丑聞的保質期，使得它不僅在程度上不相同，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本質的不同。

每當一種新的權力形式出現時，我們就需要考慮如何保護個人自由。

在推特的早期發展中，我曾經說過，這有點像我沉浸在我所認識的人的源源不斷的談話中。

十年后，我仍然認為這是正確的比喻，但我當時的意思已經不適用于今天了。

當時，我把推特看作是建立社會關系的工具?，F在，我把它看作是社會強迫的工具。

這些互聯網上的網民們，他們擁有強大的社會壓力，就像把槍對準腦袋一樣有效。拿原始人的生活做類比的話，如果人們不喜歡你，當你受傷的時候，他們可能不會照顧你，在這個時候，你會死去；或者當你的“狩獵”不順利的時候，他們不會和你分享食物，此時此刻，你也會死去；或者他們會避開你，此時……你懂的。

我們現在的生活和原始叢林別無二致，除了我們族群里充滿了我們不認識的人以外。它就像世界上最大的小鎮，充滿了中世紀作家們討厭的小鎮生活的所有特質：源源不斷的八卦，對鄰居生意的窺探，絮絮叨叨的爭吵，最終演變成終身的不和。我們的互聯網已經復制了這些社區的所有最糟糕的特征，卻沒有保留它的任何一種優點。比方說，當你面對面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對方的痛苦，自然會有惻隱之心。然而，在互聯網上，你不會。

當然了，你不可能逃避。世界上只有一個互聯網，我們都被困在這里度過余生。

目前為止，對于個人的自由而言，政府的高壓政策仍然是最糟糕的，因為它的背后有暴力機器的支持。但這也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為我們有一個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框架。而相比之下，互聯網上大規模的網絡暴力行為，即使可能沒有那么糟糕，仍然需要有限制其程度以保護個人自由的措施。但我們目前沒有相對應的法律或社會框架。

現在，如果你要“殺死”一個人，你甚至都不需要有一把槍。只要你能讓他們成為網絡暴力的受害者，他們就將失去工作，失去朋友，失去住所，失去收入，再也沒有人愿意在公共場合與他們交談，再也沒有人敢于表達對他們的同情，否則自己將成為下一個被攻擊者。即便社交媒體沒有槍，但如何解除它的隱形武裝，仍是今天人們面臨的一個倫理困境和技術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