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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爾攝影師保拉，曾經完成過一組震懾人心的作品。

保拉是一名女同性戀者。這些攝影作品，描繪的是她在2013年以一名“患者”身份，潛入一家“同性戀治療診所”時，所看到、聽到、感受到的一切。

在那里，女同性戀者被強制服用藥物；進行超負荷的體育鍛煉；被捆綁、威脅、侮辱；甚至遭到男性工作人員的毒打和強奸——而原因是為了所謂的轉化性取向。

事實上，保拉揭露的同性戀轉化治療，并不是一個個案。這個“技術目標”在很久前就被提出，并且至少在現代社會被大規模應用了七十年之久。直到今天，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收費的同性戀轉化治療差不多存在于每一個國家。

2015年，數十位美國國會議員推動了一項名為《心理治療欺詐干預法案》的政策，法案認為性取向轉化療法應該被定義為無效治療，屬于欺詐行為。并希望禁止商業化，尤其是針對未成年人的性取向轉化治療服務。

但這并不意味著同性戀轉化治療到此就結束了。事實上，與浩浩蕩蕩的LGBT平權運動不同，同性戀轉化治療始終充滿了矛盾和爭議。

很多國家政府與國際機構都認為其有害，甚至是酷刑濫用的一種；但同時也有人認為這種治療是合理合法，甚至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就在不久之前，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州議會掀起了一場關于同性戀轉化療法的討論。一些議員堅持認為進行轉化治療是一些同性戀者以及其家長的權利，也有議員認為應該將類似服務合法化，以便執法機構對其進行監管。

而在歷史的埃塵中，今天人們還在爭議其合理性的同性戀轉化療法，曾經在官方的許可下寫滿了荒謬與殘酷。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在1974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PA）宣布同性戀不是疾病和精神障礙之前，西方國家的LGBT人群普遍遭受著各種不人道的“治療”，從電擊、不合理用藥到精神污染，不一而足。

回顧整個同性戀轉化療法的歷史，會讓我們發現人類在探索自身精神世界時可以多么無知和淺陋。而道德爭議與技術發展從來都不能獨善其身，只會以非常復雜扭曲的姿態糾纏在一起——這點與我們今天看待人工智能時何其相似。

某種角度上說，“性取向轉化治療”是一部技術史。

一部由始至終，充斥著酷刑與復雜爭議的技術史。

眾惡之源：激素療法

早在上世紀初，歐洲就已經有醫學家提出通過補充激素和移植睪丸來“治療”男性同性戀。當然，這僅僅是個猜想，一些相應的實驗也都失敗了。但當時醫學界還是普遍相信同性戀的誘因是體內激素水平不正常（這個想法直到今天還存在）。但1984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團隊就證明了，同性戀與異性戀的睪丸酮與性別激素水平并無不同。

時間退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這個真理還沒有大白于天下。而通過改變激素水平來轉化同性戀性取向，卻迎來了歷史上首個殘酷的大規模實驗機會——臭名昭著的納粹和黨衛軍。

卡爾·瓦內特是一名丹麥籍外科醫生和醫學家，但與此同時，他也是惡名遠播的納粹分子，集中營劊子手，以及黨衛軍二等上將。

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提出要在道德和血緣上凈化日耳曼血統，開啟了對LGBT人群的大規模迫害。這給醉心于激素研究的卡爾·瓦內特以機會。在黨衛軍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的親自授意下，卡爾·瓦內特在集中營對男性同性戀囚犯進行了激素手術，比如給他們安置人工激素腺體，造成了很多囚犯因交叉感染死亡。

但在二戰結束后，卡爾·瓦內特的這套理論卻并沒有隨著納粹消亡，其本人也躲過了制裁到阿根廷繼續他的研究。在50年代，英國、丹麥等國家接受了卡爾·瓦內特等人的“激素理論”，認為可以通過注射激素等方式治療當時被認為是犯罪的同性戀行為。

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毫無疑問是1952年人工智能之父艾倫·圖靈，被逼無奈接受了所謂的“激素治療”。從其日記與書信中可以感受到他那時的絕望，而這也誘發圖靈很快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歷史當然沒有如果。但是如果沒有勞什子的激素治療和“同性戀之罪”，那么AI的起點會否不同呢？

文明社會里的合法酷刑：

電擊雞尾酒療法

“電擊”這個詞，在中國更多出現在關于網癮的討論中，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歐美，這個詞卻頻繁地與同性戀轉化聯系在一起。

由于激素治療基本無效，并且帶給人體的副作用難以估計，這種方式很快就被廢止。取代它的，卻是同樣不怎么樣的物理傷害：電擊、捆綁和誘導審訊。

比如說，1958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警察局曾公開表示“同性戀是澳大利亞的最大威脅”，并將同性戀者定為有罪，警察對抓獲的LGBT人群在監獄系統內進行隔離，并強行施加電擊等“轉化治療”手段。

在當時，悉尼的尼爾·麥康納吉博士是相關領域的活躍研究者。他在澳大利亞組織了大量同性戀轉化治療。而基本方案就是電擊加嗎啡注射。

根據披露信息，他會讓男同性戀者大聲朗讀贊美同性關系的話，隨后進行電擊。或者在接受轉化者看男性照片時給他們注射大量嗎啡。最終導致這些人在此后長時間，一旦看到同性的照片就產生嚴重的惡心和嘔吐。

誘導加電擊，是當時歐美通行的同性戀轉化方式。根據英國的醫療解密檔案，當時英國大量類似診所，都會讓“接受治療者”自己翻一本相冊，一旦他們在同性的照片上目光停留，就會遭到電擊、毆打和辱罵。

在這個階段，所謂轉化療法的主要思路，是通過殘酷的生理折磨，誘發其受眾的心理陰影，一旦想起同性關系，就會進入極度不快的回憶，甚至產生禁斷反應。

在1974年美國正式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中移除前，可以說電擊雞尾酒同性戀轉化療法，是一部在歐洲、美洲和澳大利亞上演了二十年之久的《發條橙子》。

另一場博弈：宗教療法

當同性戀者不是犯罪的理念終于被科學家和政府接納了之后，LGBT平權運動自然而然迎來了下一個“敵人”：基督教體系。

這場曠日持久的宗教與平權間的矛盾，是我們大多數人都聽聞過的。而可能較少被人關注的是，宗教療法其實占據了所謂同性戀轉化領域的半壁江山。

可以看出，用生理折磨禁斷同性戀并沒有什么科學依據，卻更加符合驅魔等宗教世界的儀式特征。事實上，有社會學家指出，在北美和澳大利亞，宗教領域的同性戀轉化遠遠大于精神病學領域。

而在七十年代之后，精神病學領域的同性戀轉化逐步被廢止，宗教成為了這個領域的唯一代言人。

其中最出名的，就要屬依托于美國福音教派，在1976年成立的基督教反同性戀組織“出埃及國際”。這個組織認為同性戀是一種“靈魂污染”，并主要通過禁欲、禱告、社區集會和宣講等方式來轉化同性戀取向。

在頂峰時期，出埃及國際在以美國、加拿大為主的19個國家建立了400多個分部，甚至還在IOS上推出了“治愈同性戀”的APP。

2013年，出埃及國際宣告結束運營，這被廣泛定義為LGBT平權運動的勝利。這個組織目前還有各分部和網站在獨立運作，但已經大不如當年成氣候。

大家都知道宗教和科學是有距離的。但事實上，應該說宗教療法是現代社會嘗試的同性戀轉化中不可繞過的一個階段。因為這個時期宗教活動上常用的心理安慰、創傷回憶等方式，直接影響了同性戀轉化療法的下一個階段：心理療法。

平權運動的暗影：心理療法

進入21世紀，LGBT平權運動在北美等主要戰場轟轟烈烈地展開，越來越多國家承認同性戀合法化，以至于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但同性戀轉化療法卻并沒有停下腳步，反而迎來了“第二春”。

社會學界普遍將2009年看作轉化療法復興的起點，而其發生契機其實是與LGBT平權運動相輔相承的：一些心理學家和社會人士認為，既然LGBT應該得到同等權利，那么那些希望從LGBT身份中走出來，或者因多種元素希望放棄LGBT身份的人士，也同樣應該得到平等的權利。

隨之衍生的，是在美國和加拿大流行開，逐漸走向世界化的心理治療療法。與之相伴的，是一套完整的產業鏈，以及專門針對青少年同性戀傾向的商業模式。

在2014年，美國已經有33個州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有48個州依舊認同同性戀轉換療法是合法的心理治療服務。當時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曾多次就此問題向美國進行批評。

健康學專家凱特琳·瑞恩博士曾經進行過一項相關研究。根據結果顯示，迫于對子女未來考慮等因素，當時全美有三分之一的LGBT青少年已經接受了性取向轉化方面的心理治療。由于這件事普遍被家庭認為是羞恥，真實比例可能還遠大于此。

心理治療雖然不注射不電擊，但可能帶給人的負面影響卻不見得小。

2016年2月，《每日郵報》報道了一篇故事，重新引發了公眾對同性戀轉化問題的思考。 來自紐約的同性戀男子馬修·舒爾卡，實名披露了曾經從16歲開始被父親強迫接受長達5年的“性取向轉換治療”，并認為這給自己造成了巨大創傷。

馬修·舒爾卡最開始是在中學時發現了自己的性取向，當時他非常恐懼，并且很快向父親表達了自己的困惑。他的父親并不是虔誠的宗教徒，而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是他認為同性戀者在社會是永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公平的，必須要想個辦法解決這件事。當馬修的父親獲知很多有行醫執照的醫療機構提供同性戀轉化治療時，馬上決定讓兒子試試。

在接觸了第三位醫生后，馬修父子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心理治療。這個過程中，心理醫生讓他回憶童年創傷，并告訴他同性戀傾向多是由童年陰影導致的，很快就能被治愈。之后，醫生還讓他切斷與異性的聯系，保持對異性的神秘感——包括他的姐姐和母親。于是，三年間馬修沒有跟母親說過一句話。在父親的支持和醫生的勸導下，他也認為這個治療非常合理，沒有什么問題。隨后，心理醫生還讓他盡量多地使用女性色情用品，甚至在他念大學后讓他服用大量偉哥來幫助和異性發生性關系。

但整個過程的代價是巨大的。首先因為他不跟母親和姐姐溝通，導致整個家庭分崩離析，父母因此離婚。緊接著，馬修的成績也急轉直下，越來越多的精力被放在如何與異性相處和自我認定上，讓他的精神疲憊不堪。最終越來越嚴重的抑郁癥和社交恐懼癥壓倒了他，甚至導致他一度斷絕了家庭關系。

當然，馬修的故事是最終他走了出來，走到陽光下向公眾宣傳LGBT青年的合理性以及心理治療的可怕。他和很多專業人士都認為，談話治療雖然不像電擊一樣直接帶來傷害，但帶給人的自我懷疑、自我厭棄以及身份否定感是極其可怕的，非常容易誘發更嚴重的心理問題，并毀壞一個人除了性取向之外的正常生活。

到了2014年，新的變化出現了。這一年12月，17歲的跨性別青年莉娜·奧爾康（Leelah Alcorn）在接受同性戀轉化治療后選擇了自殺。“莉娜之死”在美國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到2015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發表了長篇論文，認為同性戀轉化療法都是無效的。

這之后，時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發布了著名的《莉娜法案》（Leelah's Law），宣布在全國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商業化同性戀轉換治療。

但是事情并沒有結束，關于同性戀轉化的爭議，甚至可能才剛剛開始。

廢除是否等于正確？讓人深思的爭議

早在2012年，全球LGBT運動的中心，加利福尼亞州就成為了全美第一個禁止同性戀轉換療法的州。但隨之而來的并不只是歡呼，還有更多關于平權的爭議。

一些心理醫療和家庭關系咨詢組織認為，全面禁止同性戀轉化以及類似的服務，事實上是侵害了真正需要這類服務者的合法權利。甚至當時的情況是，一些本來能夠在加州完成的心理治療，必須轉到其他州才能進行。

而隨著《莉娜法案》到來，以及美國精神病學會發布的同性戀心理干預相關報告指出類似醫療可能誘發青少年抑郁癥、吸毒、自殺傾向等問題，原本應該接受這類治療的青少年變得無所適從，甚至恐懼接觸心理醫生。

很多心理醫學組織相信，同性戀傾向中一大部分的來源是童年心理創傷。其中以男童被性侵所占比例最大，這部分人對同性的認同本來就是病理性的。他們需要的也不是“同性戀轉化”，而是“性取向修復”。通過談話治療和心理矯正，這些青少年完全可以獲得更加符合自己預期的人生。

那么在同性戀轉化治療被“一刀切”了之后，這部分人的權利誰來保護呢？

更加富有爭議的，是家長到底是否能夠，甚至“被許可”參與到青少年性取向的轉化或者說修復中。究竟如何判斷性取向病態與常態，這是一個今天心理學和神經醫學還無法解釋的問題。

彩虹旗下也有歧視和陰影，究竟如何調和多數、少數、更少數之間的平權，當然是隱藏在醫療技術背后，近乎無法得到妥善解決的悖論。

回看這個小眾的醫學/心理學問題，長達七十年的祛魅博弈，很容易發現常識在特定時空中是多么愚蠢；而通往科學與理性的道路上，可能觸碰的社會現實又何其復雜。

在沒有答案的時候，至少直面問題，會是一切解答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