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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4歲的謝爾蓋·布林和25歲的拉里·佩奇，在美國加州郊區的一個車庫內創建谷歌，為一個全球互聯網巨頭和偉大企業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2018年谷歌即將迎來20周年的紀念時刻，卻是在它內部人員和外部形象接連受損的情況下。5月份數千名谷歌員工抵制公司參與Maven項目，迫于輿論壓力，CEO皮查伊宣布將不再與政府簽訂新的合作計劃。但僅僅一個月后，意在幫助公司贏得軍方合同的“Air Gap”安全工具,再次引發了爭議，云端部門一群關鍵工程師拒絕開發，成為谷歌爭奪敏合同的又一個障礙。

“do not be evil（不作惡）”曾長時間是谷歌的信條，但連續兩次違背這一原則的事件發生，谷歌員工恐慌的不只是AI的武器化應用，也是公司公信力和決策透明度的問題。

當谷歌不再顧及員工的反應，這還是曾經被硅谷所推崇的谷歌嗎？

“不作惡”已不符合谷歌的發展訴求？

對于谷歌參與Project Maven計劃，5月份掀起的集體辭職事件最后以員工的勝利作為結束，盡管這件事使谷歌一度陷入爭議，但因“民意”而改變公司最高決策，這種在國內難以想象的做法還是令其贊譽不少。尤其是這一事件引發谷歌制定了AI指導原則，這對于AI技術應用道德問題的討論和推進起到一定的規范作用。

然而這一事件在谷歌內部引起的恐慌遠沒有消失。除了云計算部門以外的大多數員工，在簽署合同之前的兩個月至五個月之內都不知道合同存在的問題，幾位抗議的員工表示高層決策的透明度和信息傳遞，已經受到阻礙。

與之相對地，李飛飛代表的管理層則在小心翼翼地回避敏感、保守合同，她曾建議“無論付出什么代價，都必須要避免提及或者使用到AI這兩個字。這背后一方面或許是避免媒體過度猜疑，但另一方面也是明知谷歌與軍方的合作可能破壞“不作惡”的信條，引起員工反對，這才對內部保密。

19年前，谷歌早期的工程師阿米特·帕特爾，擔心商業人士的加盟會影響谷歌技術中立的態度，甚至迫于客戶的要求更改搜索結果排名，由此在白板上留下了“永不作惡”的聲明。對于一個剛剛起步一年的初創企業來講，谷歌未免顯得太過理想主義，但同作為搜索引擎起家的百度，正遭受競價排名帶來的惡果，不得不說，谷歌創始人的遠見和原則非一般人可比。

只是這項被信奉了將近20年之久的企業宗旨，正面臨背棄危機，而且是因為AI武器化這一為技術人員無法接受的應用場景。雖然不排除谷歌政治壓力增加的原因，可追根究底可能還是要歸結于商業利益。

作為AI技術研發的最前沿領導者，谷歌不得不面臨落地應用的商業難題，而與軍方合作意味著能獲得長期且價值高昂的合同。《The Verge》曾指出，雖然谷歌這次的合同僅值900萬美元，但這能給谷歌未來獲得更多合同開啟良好開端。李飛飛也曾建議谷歌內部將這次的合作描繪成是谷歌云平臺的重大勝利。

無獨有偶，谷歌時隔兩年再次把AI部門獨立，被解讀為走向商用的重要一步，據外媒最新消息稱，谷歌已經將“創造營收”做為其AI業務的一大新目標，開始將技術研發成果進行商業化落地。

谷歌在變，“不作惡”的信條也到了適時而變的地步了？

出現消融跡象的創新文化

當初“不作惡”囊括了谷歌起步時訂立的其它基礎原則，而作為唯一被保留下來的信條長期延續，可以說它已經滲入到谷歌的企業文化當中。如果這一宗旨真的要讓位于利益考量，這只能歸咎于商業逐利的法則，又或者從技術角度出發，這是AI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分歧。

只不過，更被擔憂的還包括谷歌的自由和創新，是否也在20年間內遭遇削弱？

喬布斯曾說：“收購意味著公司內部創新能力的衰竭”，但實際上我們現在所享受的很多谷歌服務都由收購而來，包括Android、YouTube、Nest，以及幫助谷歌在人工智能等領域維持領先地位的技術，比如Deepmind、API.AI、Boston Dynamics等等。當然，谷歌內部孵化的項目依舊并行不悖，可收購項目權重的增加，令外界懷疑谷歌是不是到了依靠投資來獲得外部能力的地步？

同時，我們也看到一向以內部創新為主的谷歌，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再造一個影響力達世界級的產品了，反而其旗下Blogger的創始人和產品經理，辭職后創立了Twitter，還有一些離職員工創建了Instagram。今年年初，一位在谷歌工作13年而后離職的前工程師撰文稱，谷歌正成為一家將全部關注重點放在競爭對手而非用戶身上、且“不再具備創新力”的公司。

想來谷歌也開始面對外界的創新質疑，這在蘋果身上已經時有發生，只不過谷歌因偏向純技術性公司，反而不易被察覺。

內部與外部的反差，還要從露絲·波拉特擔任CFO和谷歌重組說起。2015年波拉特進入谷歌，便立刻投入到了Alphabet成立后的重組工作中，本身谷歌內部關于這次重組已經引發了極大的爭議，波拉特帶來的新規范更加重了緊張情緒。尤其是為了整理出漂亮的財報，一些負責探索性項目的部門在保持收支平衡方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因為波拉特的團隊定期與其他業務部門開會，審查它們的收入和支出，并敦促他們做出權衡取舍。

谷歌創建十幾年來首次迎來了大規模的成本削減，公司的一些創新人士則擔心，Alphabet這種財政緊縮的做法，可能會在無意中扼殺了下一個偉大的創新。而這種擔心已經映射到現實中，谷歌目前一些缺乏商業化前景的研發項目陸續被拋棄。

這個時候，谷歌外部收購的步伐越來越緊湊，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其內部創新在支持力度減弱的情況下可能受到影響。

佩奇“放羊”式管理，在道德危機下失語？

據最新消息，谷歌內部長達數月的糾紛，可能會使明星員工李飛飛的前景越來越不明朗，雖然尚不清楚她是否直接參與了軍事合同的競標，但在被泄露的郵件中，其言論已經不能和之前作為“向善AI”的布道者相符合。若真是如此，谷歌為這次合同喪失的不只是“不作惡”的原則，還有世界最頂尖的AI技術人才。

李飛飛當然不可能是這項合同的最終決定者，但她的去留很可能作為谷歌應對AI引發道德危機的一次表態。實際上這本該由最能代表谷歌的人來傳達，可佩奇的沉默寡言和失語令外界的質疑聲更盛。

佩奇自離開谷歌CEO這個職位，就更少出現在聚光燈下，同樣也鮮有發言。

去年，谷歌員工們就特朗普提議的移民政策改革進行抗議，皮查伊和布林在大規模員工集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但佩奇沒有參加。當聯邦政府指責Alphabet系統性地降低女性薪酬時，Alphabet的發言人已經準備好聲明，稱這些指控是不真實的，但佩奇同樣沒有表態。施密特于去年12月份辭去執行董事長職務，這位老將的離開也沒能讓佩奇“有感而發”。

如今，參與Project Maven一事令谷歌陷入輿論危機，據Gizmodo透露，谷歌云計算業務首席執行官、Alphabet董事會成員黛安·格林，曾為谷歌參與Project Maven的決定進行辯護，現在李飛飛或將受此牽連，外界亟需佩奇的一個解釋或保證。

長期以來，佩奇是一個非典型成功創業者和領導人，既不花費時間宣講或介紹產品，也不熱衷于公司管理和斗爭，可以說谷歌重組對他個人來講最大的好處就是，遠離聚光燈，成為一個技術關注者。佩奇在致投資者的信中寫道，“谷歌的模式就是讓更強大的首席執行官來運營每項業務，謝爾蓋和我則在有需要的時候為他們服務。”

這個任何一個互聯網巨頭中都極為罕見，可能也正是因為佩奇的放開，才使得谷歌的企業文化一直都是開放和自由。

但如今這種文化已經顯露出一些危機。最近，谷歌的許多工程師和其他員工紛紛離開，加入Facebook這樣更年輕的競爭對手和Uber這樣的初創公司，佩奇擔心“公司已經成了一個讓企業家很難待下去的地方”。更嚴重的則是Project Maven合同所反映出的“利潤高于原則”的態度，令本就對AI抱有危機的用戶，陷入更深的憂慮。

佩奇這時候的沉默顯然不是有利信號，可能是妥協，也可能是認可。

谷歌20歲了，這在互聯網企業的生命周期中已經算是“中年”，當漸漸有人把谷歌和微軟聯系起來，或許谷歌也駛入了己身的危險期。

歪道道，獨立撰稿人，互聯網與科技圈深度觀察者。同名微信公眾號：歪道道（wddtalk）。謝絕未保留作者相關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