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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市松江區某商圈兩戶商家將公寓改成按日出租的短租房，被警方查處，兩名房東也被公安部門依法行政拘留。此消息無疑令處于城市管理邊界地帶的短租行業門上蒙上一層陰影。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地區大力打擊短租行業的同時，另一些地區卻又以各種形式鼓勵者短租行業的發展。例如，短租平臺之一的Airbnb便曾與深圳市以及重慶市等地的地方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此類戰略備忘錄的簽訂無疑意味著該地區地方政府對于短租持有支持態度。

作為共享經濟代表行使之一的短租在不同地區卻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對此問題，記者采訪短租平臺負責人和業內專家，雙方均表示，面對短租等新事物時，法律法規的滯后導致了政府在監管時截然不同的應對態度。

法律法規確實導致各地政府對待短租態度不一

“正是因為法律法規沒有對短租做出明確的規定，因此政府在操作時擁有了極大的彈性。”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城市戰略與規劃研究室主任鄧智團說，這種彈性導致了各地政府對待短租時有的極為嚴苛、有的卻頗為放松，雖然松緊不一的態度很難評論孰對孰錯，但法律法規和政策上的空白并不宜長期存在。

“在共享經濟及民宿成為熱門的新經濟形式之后，相關立法其實是相對落后的。國家在政策層面是鼓勵共享經濟及民宿產業的發展的，但國家政策精神的貫徹需要具體立法的跟進，這使得一些地方的民宿監管力度就有可能出現不一致的現象。作為新興的商業形式，必然會伴隨著有些普遍性的初期問題。”國內短租平臺之一途家網公關總監唐挺評論，如何實施“包容性監管”應該是我們現在更需要考慮的問題。

唐挺認為，民宿的概念是囊括農家樂和城市民宿的，相比主要以周邊游為市場的農家樂，城市民宿具有更大的市場潛力，因為城市有大量的閑置房屋庫存，需求更加多元化，也更加旺盛。因此其市場強力更值得挖掘和開發。所以，專門對城市民宿的立法也應該及時出臺。

專家：短租平臺到中國后應做調整，不能只收傭金不監管

鄧智團提出，除了政府監管之外，短租平臺在行業發展中也必須肩負更大的責任。“在中國，短租行業可能會面對誠信體系不完備等更多的考驗，在這一大環境之下，短租平臺有責任對消費者做更多保障來維護整個行業的發展環境。”

鄧智團說，在一些發達國家，短租平臺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審核、管理工作，簡單地向房東房客收取傭金便能賺錢，但在中國，短租平臺必須做出調賬和轉變，適當多一些介入對于交易的管理、對于房東房客的約束也監管，才能適應當前中國的市場環境。“如果不針對各地市場作出調整，那么某些在國外發展非常成功的平臺在中國很有可能會水土不服，未必能做得下去。”

唐挺同樣強調了平臺管理的重要性。“在監管方面，互聯網平臺可以彌補政府部門監管的不足。通過各種規則的建立，平臺基本可以實現對房東的合法合規性、房客的身份驗證等進行核查。同時，平臺的交易規則和相應的保障機制也可以解決信任問題，各類糾紛通過平臺的協商溝通渠道進行解決。”

唐挺說，除了平臺交易方面，途家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動非標住宿的標準化，在對民宿這種非標住宿的管理中，途家會控制最關鍵的核心部分，例如安全門鎖、衛生、保潔、方便到達等。唐挺所說的這種標準化和對核心部分的控制，也被業內認為是途家考慮到中國短租市場的大環境對于行業模式做出的改良。

中國短租最大的阻礙不是政策，而是缺乏特色

但唐挺同時強調，如房間裝修風格等則屬于短租的個性化體驗，對此途家并不會做標準化方面的要求。

“個性化不足可能是短租在中國發展最大阻力。”與許多業內人士認為政策不明朗成為短租在中國發展最大障礙的觀點不同，鄧智團卻認為，面對酒店缺乏競爭力才是短租在中國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與國外的情況不同，中國的酒店價格層次是非常豐富的，定價從幾十元到幾千元一晚的酒店都能找到，這意味著短租在中國并不存在補酒店業短板的問題，它的空間也可能并沒有國外市場那么大。”鄧智團說，正是因為酒店層次的豐富以及經濟型酒店在中國市場的充足，短租行業在價格方面并沒有太大的競爭力。

“我認為，中國的短租不應該打價格戰，而是應該發展自己的特色，以此與酒店形成錯位的競爭。”鄧智團說，相比尚不明朗的監管政策，如果在安全性和市場供需方面找到平衡點，才是中國短租行業首先需要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