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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的增長，愈顯資本的冷酷，但這場疫情中對一線員工保護的“完全失敗”，暴露的不只是這些。  
10月2日，美國疫情突發新狀況，使其再次成為全球焦點。最受矚目的無疑是特朗普夫婦確診，美股、總統選舉、中美貿易戰…一系列連鎖反應可能正在悄然醞釀，裹挾著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   同一天，硅谷也發生了一次震蕩，來自亞馬遜。一直備受美國勞工組織健康專家、政客以及媒體等多重力量施壓的亞馬遜，終于公布了公司員工感染新冠的具體情況。該公司通過查看其在美國約137萬名亞馬遜和全食超市一線員工的數據，得出了19816例新冠肺炎推定或確診病例的結論。   員工冒著感染病毒的危險拼死拼活，卻成就了亞馬遜和貝佐斯在疫情期間不斷高漲的財富。據統計，相比2019年12月31日1847.84美元的股價，截至8月底，亞馬遜股價累計上漲逾86%，貝索斯則被預測將成為全球首個萬億美元富豪。   財富的增長，愈顯資本的冷酷，但這場疫情中對一線員工保護的“完全失敗”，暴露的不只是這些。   巨頭的“無賴”行徑？   3月份，亞馬遜曾對外宣布需要在全美招聘10萬名全職和兼職員工，以應對新冠疫情引發的訂單激增，直到9月份，又宣布再招募10萬名員工，至此，今年亞馬遜總共進行了四輪大規模招聘。   在疫情導致美國裁員潮不斷的情況下，這一電商巨頭的逆勢擴招，似乎給了很多失業人員希望。然而，在全球招攬了這么多新員工后，亞馬遜的防疫保護工作一直存在缺失。   尚未公布確診病例前，《紐約時報》的文章稱，亞馬遜有超過50個倉庫的工人感染，15個州的州檢察長表示該公司的防疫措施不充分。在法國，法院裁定亞馬遜未能保障工人的健康之后，要求該公司關閉在法國的工廠。除此之外，接連不斷的倉庫罷工事件也側面證實了問題所在。     匪夷所思的是亞馬遜的態度，當輿論反對之聲將亞馬遜推上風口浪尖，這個全球電商巨頭看似只會簡單粗暴地把“鬧事”的員工炒魷魚。Staten Island倉庫罷工事件曝光后，明面上亞馬遜承諾改善工作環境，背地里組織者早已被亞馬遜開除。   這招屢試不爽。前兩年，Uber和Lyft將司機定位為獨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員，引起了軒然大波，其實走在Uber和Lyft前面的正是亞馬遜。亞馬遜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交付網絡，在全美幾乎每個主要大都市區內和周郊都有數千輛貨車運營，但司機是由第三方公司所雇傭。亞馬遜僅與第三方公司簽訂合同，就免于為司機負擔任何責任。   有數據顯示，2019年僅亞馬遜物流中心就有14000名員工受重傷，比2016年的水平高出了33%。   不過，亞馬遜不想對司機負責，卻可以輕而易舉地決定司機的去留。2017年3月，交付公司Silverstar Delivery的一群司機加入了工會，幾周之內，這些人因加入工會而被解雇。圍繞在亞馬遜周圍的交付公司，依賴亞馬遜存活，他們深知巨頭的心態。   今年，有兩名員工因為公開批評亞馬遜對氣候變化采取的政策，也同樣遭到了解雇。   有員工表示，“如果亞馬遜真的想要保護員工，為什么那么害怕工人開口說話？亞馬遜想要讓我們在媒體面前閉嘴，也希望我們公司內部可以保持沉默”。   最差透明度的硅谷科技公司？   從疫情在美國蔓延后，不斷有媒體、議員或相關組織質疑亞馬遜內部的防疫工作，可直至現在公司才剛剛公布了具體的確診病例。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阿里、美團也曾因為員工突發確診病例而引發恐慌，比如8月份深圳市盒馬鮮生超市出現無癥狀感染者，很快全市21家盒馬門店、2家倉庫暫停營業。因為信息被直接公開，公司才會迅速作出反應、避免疫情進一步擴散，可亞馬遜缺少的正是對外的信息透明度。   不只是疫情期間員工的健康狀況，對于基層員工的薪資待遇、工作強度與環境等外界關心的問題，亞馬遜同樣閉口不談。   去年來自紐約的民主黨人對亞馬遜進行了猛烈抨擊，稱低工資是貝佐斯成為世界首富的原因之一。總統候選人拜登曾表示，“我不反對亞馬遜，但沒有一家公司能比消防員和教師繳納的稅還少”。德國工會也時常把矛頭對準亞馬遜，去年4月份，四家亞馬遜物流中心的工人舉行了罷工，這一抗議是德國亞馬遜工人長期以來要求提高薪資、改善工作環境的行動。   亞馬遜日常工作環境中還有許多受傷隱患，基層員工經常呼吁改善，可高層給出的答復永遠是“他們有權無薪休假”。   硅谷向來崇尚自由、開放，我們時常把焦點放在學習谷歌、蘋果等公司如何塑造優良的企業文化和環境，使其成為全世界最佳的工作場所，但如果一個巨頭公司做不到的話，全世界都會尋找原因并批評它。亞馬遜就處于這種狀態，越是不公開信息，越是有不斷的媒體、政客、非盈利組織盯緊亞馬遜。   2015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將亞馬遜推上輿論的風口，這篇報道反映了亞馬遜的辦公環境極度惡劣和緊張，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員工們被迫將工作放在他們的私人生活之上，而且還要求員工們在充滿壓力的績效評估會議上互相揭短。   亞馬遜的強勢還表現在無處不在的“監控”。   開放市場研究所通過調研發現，亞馬遜使用導航軟件、物品掃描器、腕帶、熱像儀、安全攝像頭和錄像設備等工具監視其物流倉庫和門店的員工。如果說這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或許無可厚非，可有文件顯示，亞馬遜正在系統地監控、分類和分析他們的Flex司機私人的社交媒體頁面。這種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阻止員工利用社交網絡“說話”，引來工會的調查。   作為硅谷商業環境的產物，在亞馬遜，基層員工似乎看不到什么自由和開放。   亞馬遜員工也困于系統？   前段時間，《人物》雜志發表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時間刷爆朋友圈。文章提到，隨著中國外賣平臺的后臺算法逐漸精進，外賣騎手卻一時間陷入了“快速”“準時”的數據怪圈中。所以，“外賣騎手，已成為最危險的職業之一”。   亞馬遜對配送司機沒有強制的工作速度要求，但工作強度仍舊使他們不得不追求速度。     一位司機表示，他們每天必須交付超過250件包裹，有時甚至遠遠超過標準。如果按照8小時輪班來計算，每個包裹的交付速度甚至不到兩分鐘。   但相比倉庫的基層員工，司機要幸運得多。在《一網打盡：貝佐斯與亞馬遜時代》一書中提及，隨著亞馬遜的不斷壯大，貝佐斯對員工的要求更高了，周末還要召集會議，周六早晨還舉辦了一個由行政人員參與的讀書俱樂部，并在會上不斷重申要用心工作、努力工作和超時工作。更關鍵的是，員工所有的工作信息都會被納入系統中。   亞馬遜有一套嚴格的系統，會對員工工作的方方面面展開量化分析，無法通過數據分析的內容則由同事來披露。管理者依賴系統數據，對員工進行排名，或開除落后的員工。正如亞馬遜員工控訴的那樣，數據是評估一切的標準。   亞馬遜并非不知道依賴數據過于死板，但在消費者面前，這似乎成了最優解。互聯網外賣、快遞等服務體系中，顧客成了最頂端的存在，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正變得越來越挑剔。   而亞馬遜恰恰習慣把用戶服務放在首位。一位在亞馬遜倉庫工作過的臨時分揀員通過自述經歷，反駁了媒體對亞馬遜的批評，他表示，外界常批評亞馬遜用不人道的方法逼員工提高生產效率，但我覺得真正作惡的反而是對此一無所知的消費者，是他們想要在兩天之內、不花一分錢運費就收到包裹。   當然，這并不能為亞馬遜壓榨基層員工辯解，既然員工不易，為什么亞馬遜不大方獎勵員工呢？相比美團外賣多勞多得，亞馬遜的工作環境更顯苛刻。   從一家不起眼的創業公司成長為市值過萬億的科技巨頭，亞馬遜一直被業界同仁視為眼中釘，連公司名字都被收進了商業詞典。在詞典中，“亞馬遜化”一詞是指傳統企業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一家來自于西雅圖的暴發戶網站—即亞馬遜—把所有的顧客和利潤都搶走。   如今，亞馬遜不僅是零售行業的公敵，也漸漸成為自家員工的“公敵”，不斷有員工批評它，但結果往往是被解雇或離職。外界所擔心的是—當亞馬遜作為一家商業公司越成功，它越不會改變其錯誤對待員工的方式。   歪道道，互聯網與科技圈新媒體。同名微信公眾號：歪道道（daotmt）。本文為原創文章，謝絕未保留作者相關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