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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優勢”型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則是以信息為噱頭，并配合已隨自身主觀目的上揚或下跌的證券、期貨合約價格行情，進行非法交易。

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的行為必然擾亂市場“三公”的秩序以及侵害投資者的利益，對其進行刑事懲罰實為必要，但司法實踐中對于其法律概念、構成特征和司法認定又常常與內幕交易罪有一定程度的交合，筆者以一則案例為例，對于內幕交易罪和“信息優勢型”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進行甄別。

案    例

2009年2月至4月間，被告人劉某某代表某市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某市經委)參與Z集團公司第十四研究所(以下簡稱十四所)及其下屬企業G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G集團)與某縣人民政府洽談重組J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J公司)過程。

在涉及對證券交易價格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尚未公開前，將該信息告知被告人陳某某。

后劉某某、陳某某經共謀，在價格敏感期內，以出售所持其他股票、向他人借款人民幣400萬元所得資金，并使用其家庭控制的劉某海、劉某兵、費某珠、劉某美等人的股票賬戶，由陳某某在其辦公室通過網上委托交易方式先后買入共計614022股的G集團流通股，拋出后非法獲利人民幣7499479．22元。

判     決

一、被告人劉某某犯內幕交易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七百五十萬元。

二、被告人陳某某犯內幕交易罪，免予刑事處罰。三、被告人劉某某、陳某某違法所得人民幣7499479．22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本案中，行為人以內幕交易罪判處刑罰毋庸置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證券領域中，“信息”逐漸成為行為人綜合性非法使用的優勢資源之一，因此，以“內幕信息”為必要構成要件內幕交易罪與“信息優勢”型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即《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甄別至關重要。

首先：

上述案例中，涉及的內幕信息包括：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東，其持有股份、控制公司的情況發生較大變化的法定重大事件（涉及相對控股31．33％的股東轉讓股權）；公司股權結構的重大變化（由十四所受讓股權，擬成為第一大股東）。

內幕信息的形成時間涵蓋了“借殼”上市的總思路從一開始協商到《合作框架》的書面化確定。

基于此，不難發現，內幕交易罪與“信息優勢”型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的區別之一在于“信息的性質不同”。

對于前者，信息是指實際存在的且對證券、期貨價格走勢有重大影響的未公開信息；后者多為行為人以操縱的方式制造的信息，大多并未真實存在。

其次，上述案例中，中國證監會作出《關于劉某某等人涉嫌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案有關問題的認定函》中認定：“價格敏感期為2009年3月6日至4月20日”，由此，可以得出兩罪的區別之二。

對于內幕交易罪而言，利用的是信息的時間差，即尚未公開前，利用投資者不知道內幕信息的情況進行交易；

而“信息優勢”型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則是以信息為噱頭，并配合已隨自身主觀目的上揚或下跌的證券、期貨合約價格行情，進行非法交易。因此，大多市場操縱行為時綜合性的手段，不僅僅單獨利用“信息優勢”，還包括資金優勢、交易技術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