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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向善財經 作者：劉能

2月6日，據浙江省紀委監委消息，浙商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沈仁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浙江省紀委省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盡管浙商銀行方面對此回應道“我行原董事長沈仁康已卸任一年多，其接受審查調查對我行經營沒有影響”，但從客觀來看，沈仁康在任期間究竟有沒有為浙商銀行埋下其他“隱雷”，浙商銀行的管理層又會不會出現“拔出蘿卜帶出泥”的情況，目前可能誰也無從得知。

或許正因如此，資本市場對于浙商銀行的投資態度顯得極為謹慎。2月6日開盤后，浙商銀行股價跌幅達0.68%，收盤價為2.93元/股。

事實上，從去年10月份，因前任行長田惠宇“被抓”事件而導致招商銀行大跌之后，企業“管理層”就已經成為了不少投資者們判斷銀行股未來成長價值的隱性衡量因素之一。

而在這方面，剛剛遭遇了前董事長被調查事件的浙商銀行無疑顯得有些尷尬……

動蕩不安的管理層，浙商銀行“軍心不穩”？

提起管理層對于一家銀行發展的重要性，巴菲特有一句名言，‘我們對于以“便宜”的價格購買一家糟糕的銀行毫無興趣，相反，我們僅僅對于以合理的價格購買管理優良的銀行感興趣’。

而有意思的是，相似的觀點也出現在了巴菲特對同屬于金融業的保險領域的投資評價里，即“公司的管理天賦會被放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其實從本質上看，由于金融業兼具同質化、高杠桿、周期性的特點，所以管理層的優勢會隨著時間被慢慢放大，直至差距拉開，難以追趕。對投資者而言，管理層的定力和能力通常是決定金融機構股價長期表現的核心變量：要么成為最寶貴的資產，要么變成最糟糕的負擔。

而在梳理過浙商銀行近年來公布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人事變動數據后，向善財經注意到，作為一家上市時間不足四年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來說，浙商銀行的高層人士變動頻率有些過于頻繁。

比如公告顯示，在2021年6月7日，第三任行長徐仁艷辭去了浙商銀行執行董事、行長、戰略委員會委員及普惠金融發展委員會委員職務；同日，副行長徐蔓萱、副行長及首席風險官劉貴山也紛紛請辭，三人的辭職原因均為“工作安排”。

進入2022年，1月11日該行董事長沈仁康辭去公司執行董事、董事長、戰略委員會主任委員及普惠金融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

2月18日晚間，浙商銀行又發布公告稱，公司董事會近日收到吳建偉先生及盛宏清先生提交的辭職報告，兩人皆因“個人原因”分別辭去了公司副行長、行長助理的職務。

2022年6月30日，浙商銀行公告收到了外部監事、監事會提名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委員的程惠芳提交的辭職報告。兩個月后，潘建華又因工作需要辭去浙商銀行股東監事、監事會提名委員會委員職務。

最有意思的還屬2月6日沈仁康被通報的當天晚間，浙商銀行在外界輿論猜疑風頭正盛之際發布公告稱，莊粵珉因需要投入更多時間處理其他個人事務辭去公司非執行董事職務。莊粵珉已向公司確認，其與董事會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請公司股東注意……

盡管不可否認的是，對于管理層關鍵位置的空缺，浙商銀行很快就實現了填補，并不會影響正常業務的開展，但據向善財經觀察，從行長、副行長到董事長等高級管理層的頻繁大換血，似乎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浙商銀行的市場表現。

比如在資本股價方面，從月K線來看，浙商銀行的股價從2020年末開始幾乎就一路震蕩走低，時至今日仍未出現表現出明顯的回暖態勢。

再比如在合規經營方面，有媒體統計，在2021-2022年，浙商銀行從總行到分行遭到監管處罰次數不下20次，且每年累計被處罰金都超過了千萬級別。

雖然對于銀行來說，監管被罰幾乎算得上是家常便飯，不值一提。但是向善財經注意到，去年9月6日，銀保監會官網開出的一張“浙商銀行北京分行因應收賬款保兌及轉讓業務交易背景虛假等多項違規被北京銀保監局罰款150萬元”罰單卻有些不同尋常。

因為資料顯示，浙商銀行北京分行黨委書記由目前代行董事長職務的張榮森兼任。

俗話說，窺一斑而知全豹。浙商銀行北京分行僅是一家分行，但對于兼任董事長、行長一職的張榮森來說，卻依然出現了內控管理不到位的“燈下黑”問題。那這又如何能讓市場投資者們相信，其未來能帶領著浙商銀行在估值回歸的路上，自上而下地穩定軍心、保持管理層的長期定力呢？

身在金山卻抓不住財富的股份制銀行？

其實從外部市場條件來看，相比于城商行，以浙商銀行為代表的股份制銀行擁有著全國展業的資質，所以可開拓的市場也就更為廣闊。而且具體到浙商銀行來說，其大本營所在的江浙一帶又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民營經濟繁榮且信貸需求旺盛，具有得天獨厚的市場位置。

但即便如此，相比同區域的寧波銀行、杭州銀行等城商行，浙商銀行在估值方面卻與其相差甚遠。截止到2月6日晚間，浙商銀行估值規模為623.17億元，低于杭州銀行的753.74億元和寧波銀行的2054.38億元。

而再來對比A股同一陣營的9家股份制銀行，浙商銀行似乎也不算突出。

據天眼查APP數據顯示，截止到2022年前三季度末，在總資產規模上，浙商銀行為2.54萬億元，約為招商銀行的1/4。雖然同期，浙商銀行的營收同比增速最高，為18.06%，但其營收規模在9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中也最小，僅為477.2億元

在資產質量方面，從不良貸款率和撥備覆蓋率兩項關鍵指標來看。

截止到2022年9月末，浙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1.47%，比上年末下降0.06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為181.21%，較上年末增加了6.6個百分點、

雖然乍一看，浙商銀行的資產質量似乎較2021年有所改善，甚至還可能打破其連續五年以來不良貸款率的上漲勢頭。但如果從更為詳細的2022年半年報數據分析，浙商銀行在不良貸款率下降的同時，其關注類貸款余額卻出現了明顯的大幅上升。關注貸款441.30億元，比2021年末增加了142.47億元，是2022年上半年關注貸款上漲的6家股份銀行中增加最多的一家。

要知道，按照監管風險分類制度的劃分，“關注類貸款”是指借款人目前雖有能力償還貸款本息，但仍有可能影響還款的因素的貸款。換句話說，關注類貸款是最有可能轉化為不良貸款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觀察銀行不良貸款變化的先行指標，從而反映銀行資產質量的下一步走勢。

而今，浙商銀行的關注貸款出現規模增長，這就說明其存在著不良貸款進一步擴大的潛在風險，后續資產質量承壓明顯。

再從銀行的資產抗風險能力、安全性方面，觀察浙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

一方面縱向來看，自2019年起，浙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4.24%、、12.93%、12.89%和9.64%、8.75%、8.13%，連續三年下降。

而到了2022年的前三季度，浙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與核心資本充足率又進一步下滑至11.67%、8.05%。如果第四季度延續此前的發展態勢，浙商銀行的資本補充壓力或將持續增大。

另一方面橫向對比來看，數據顯示，在A股9家股份制銀行中，無論是資本充足率還是一級資本充足率又或者是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對比中，浙商銀行都排在末位。

很明顯，與其他股份制銀行相比，浙商銀行的資本金要相對匱乏，所以其在應對風險沖擊的管理上，也可能會顯得更加疲軟。

其實從客觀來看，如果拋開動蕩不安的管理層，浙商銀行也并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比如為了抵御市場風險，平滑經濟周期波動對于銀行的業績影響，浙商銀行推出了弱敏感資產策略。簡單理解，就是適當降低強周期、低景氣度行業的授信資產配置，提升弱周期、高景氣度行業的授信資產占比，擇優支持強周期、高景氣度行業，審慎介入弱周期、低景氣度行業。

浙商銀行行長張榮森對此解釋稱，“這一轉變的初衷，是想在經濟好的時候，銀行經營也很好，但不追求最好；在經濟較差時，經營狀況不至于很差。浙商銀行要追求更長時間尺度上的平穩發展。”

從效果來看，2022年前三季度，浙商銀行實現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15.37億元，同比增長9.07%，較前兩季度有了明顯提升。

不過遺憾的是，現實沒有如果。雖然在資產策略上，浙商銀行選擇了穩定，但樹欲靜而風不止，高級管理層的變幻莫測又能否讓浙商銀行的價值設想如愿以償？這似乎是個不難回答的問題……

參考文章：BT財經 《股份制銀行2022大考，誰及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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