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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貸惡性事件爆發，山東辱母案雪上加霜，讓催收行業的監管，突然而至。

云平臺關停接口，短信群發和網絡電話紛紛停擺；監管部門搭建投訴體系，一旦核實，整個公司都得封號；深圳、上海的地方催收規則出臺，根根紅線，森嚴無比。

催收行業面臨了誕生以來的，最艱難時刻。

洗牌將至，業內人士估計，近一半的催收平臺將倒閉，上千公司將出局。

這是命運中的大劫，還是涅槃后的新生？

一、大雨欲來

2016年臨近年底，頻繁的校園負面新聞集中出現，整個互聯網金融遭受重創。

催收行業，最先感受到監管的壓力。

“盡管催收處在信貸的最后一環，卻總是最早感知監管的溫度”，某平臺的催收總監楊凌發現，網絡電話突然無法使用。

在此之前，催收最核心的電催業務，都是依靠網絡云平臺，撥打網絡電話和群發短信。

“這些大的平臺，直接告訴我們，上層監管比較嚴，不再接互聯網金融平臺”，楊凌稱，對于這些平臺來說，有營銷需求的商家，都可能是他們的客戶。

互聯網金融公司的營銷和催收業務，只是他們業務中很少的一部分，因此斬斷毫不猶豫。

催收業務被生生砍斷之后，楊凌輾轉找到一些“地下平臺”，卻發現對方要價直接漲了幾倍——以前一通網絡電話，只需要4分到5分，而如今漲到了9分到12分。

“最讓人可氣的是，這些平臺還借機揩油，設置了各種苛刻條件”，楊凌稱，一般每個催收員會有一個網絡電話終端，而現在每月還需要加收50到200的費用，“我們稱這個叫人頭費”。

除了設置“人頭費”，還加上了“設備費”。

平臺還提出，要收“中繼線”的費用——中繼線是連接網絡電話和座機的設備，而在此之前，平臺都會包辦，并不收費。

“就相當于購買了一臺座機，還必須支付購買電話線的費用”，楊凌提出抗議，云平臺的答復是，如果你有呼叫中心資質的話，可以自己去購買中繼線，費用是300到500元每月。

如果沒有，需要云平臺提供，價格直接飆升到3000元每月。

“營業執照上寫著石油、證券、網絡金融的經營范圍的，基本都申請不下來”，楊凌稱，實際上，2015年之后，各個部門對互聯網金融“不太友善”，基本申請下來的概率為零。

各家公司只能接受3000元的高價。

如此算下來，撥打網絡電話的成本，除了增加兩三倍之外，每個催收員每月還要加收近3500元的成本。

對于一些小的催收團隊，成本的暴增已讓他們入不敷出。行業洗牌，猝不及防地來臨，而更大風暴，還在后面……

二、步步緊逼

各家催收公司還正在苦尋網絡電話的渠道，沒想到短信群發也開始崩盤。

在此前，催收行業有兩種操作方式，一種是正規的催收公司，會和云平臺合作，而另外一些非正規公司，則會采取一些“黑暗手段”。

“云平臺的規則太多，還得審核短信模板”，催收員秦歡歡稱，他的操作方式，就是從某寶上，批量買一些“非實名電話卡”，100元一張，里面有200元花費。

“我就用自己的手機群發短信，200元話費，也能發2000條短信，而且短信內容不受限制，想怎么威脅辱罵都可以”，秦歡歡稱。

后來越做越大，他就買回來幾個“貓池”，將所有的卡插進去，用電腦操作，集體群發短信。然而從3月份開始，秦歡歡發現，短信群發不太靈了。

“上門、催收、法院等敏感詞，在發送的一瞬間，短信就直接消失不見了”，秦歡歡不得不反復換詞，至今都很難摸透，哪些詞匯突然就成了“禁言禁語”。

剛開始，催收行業以為這些只是為了備戰“315”，過了“315”就好，卻沒料到監管“這次來真的了”。

今年4月，山東辱母案后，催收行業出現崩塌之勢。

“幾乎所有的人，都將矛頭對向了催收行業，仿佛我們就是萬惡之源”，秦歡歡感覺到周圍人的惡意，除了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指責，就連身邊的朋友，“都開始略帶異樣”。

更嚴苛的監管尾隨而來。

5月4日，深圳互聯網金融協會對外發布《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催收行為規范》（征求意見稿），成為國內首份針對催收的地方性文件。

十條禁令，涇渭分明。很多規定，直插催收行業心臟。

比如，嚴禁催收機構在任何非正常時間段（借款人所在地時間8:00-19:00）與借款人就催收事務進行溝通；嚴禁催收人員騷擾債務人的咨詢人、家人、同學及朋友，以追問有關借款人的下落或聯絡方式等等。

監管一出，催收行業一度炸鍋，主要情緒是“抗拒”。

“這其實就是把美國的公平法案，翻譯成了中文”，某互聯網催收平臺的負責人對一本財經稱，但美國和中國的環境，大不相同。

美國信用體系完備，老賴的人數比中國要少很多。

中國的老賴群體有多龐大？光是北京區，法院公布的失信黑名單人數，就高達10萬人。

而真正被法院起訴的老賴，實在是九牛一毛，因此有業內人士預估，中國老賴人數，已逾千萬。

在“戒賭吧”等老賴聚集的社區里，大家對新發布的法案，頗為興奮，“就算不還錢，他們也不敢催了”。

“監管條例的出現，確實讓借款人有更強的僥幸心理，催收更難了”，該負責人認為，面對中國這樣的市場，如果真的完全按照監管來，“催收基本沒法干了”。

“抗拒情緒”似乎無事于補，監管如期而至，毫不停歇。

就在當天，幾十家平臺大型的云平臺都“很抱歉”地告知楊凌，短信群發業務暫停。

幾乎所有“106”開頭的營銷短信平臺，將他們都拒之門外。

楊凌只能再次寄托到“地下平臺”。

很多平臺開出了天價，價格暴漲幾倍。楊凌通過熟人介紹，“走了個后門”才找到一家價格稍低的。

以前發送一條短信的成本是4分，送達率90%，而現在的報價是成本8分，送達率70%。

成本翻倍還不是關鍵，對短信的審核，變得無比嚴格。

以前和大的平臺合作，楊凌會提交一個短信模板，差不多就能過，而現在，“催收”、“上門”、“起訴”、“法院”，還有一些威脅語氣詞，都成了“禁語”。

“我們給供應商提交短信模板，他們會要求反復改，我們的策略就是不停換詞”，楊凌舉例稱，比如催收，改成“清收”，起訴，改成“通知單”。

然而，即便如此，這些變通的詞，還是會不斷被加入“黑名單”。

而此時，相關部門對通信行業的監管，更為嚴苛。

信息產業部、各大運營商，聯合起來絞殺“暴利催收”和“信息詐騙”。

一旦有用戶去相關部門投訴，運營商就會去核實，有時候甚至會調取通話錄音，一旦核實無誤，“整個公司的電話都會停掉”。

“短信和電話，都納入了嚴密監控的范疇，稍微不慎，就可能導致大面積的封號”，楊凌不得不在公司內部，開始了緊急培訓，訓練催收員的話術，“一定要穩，罵不還口，絕無臟字”。

正規公司尚且如此，地下公司的業務更是雪上加霜，用戶一旦拿著短信截圖給聯通、電信、移動一通電話過去，手機號就直接封號。

“封一個號，就損失100元，發一次短信，就損失幾十個號，這個成本太高，根本耗不起”，秦歡歡稱，投訴的敏銳度大幅度提升，他的業務幾乎難以維持。

更多的壞消息，接踵而來。

今年5月底，監管部門開始了對“大數據”行業的清洗。

5月初，最高人民法院通報新的司法解釋，明確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個人信息50條以上的，即構成犯罪。

為了殺雞儆猴，近日，某運營商的員工，因為泄露上千數據，而被判刑。

而催收行業，不可繞過的，就是“信息修復”——很多借款人會突然消失，催收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這個人。

“最瘋狂的時候，有人上門來兜售信息，直接拿U盤去拷貝”，江寧是一催收公司的負責人，他回憶，當時一千萬條數據，價格只需5萬到10萬元。

“如今很多數據購買的渠道，都斷了”，江寧發現，即便還有膽大者敢于鋌而走險，價格也翻了“三到五倍”。

數據、網絡電話、群發短信等等，催收行業賴以生存的“基礎設施”，被悉數斬斷，“整個行業的成本，翻了4到5倍”。

三、洗牌將至

總是上有政策，下對策，很多公司試圖找到“曲線救國”的方式。

比如，網絡電話無法撥號，他們就找一些平臺，把電話先轉到境外，在美國、香港繞一圈，再撥回來。

“然而接通率大幅度降低，你看到一個美國撥打回來的電話，你會接嗎？”楊凌發現，除此之外，越洋電話還有延遲，“一般會延遲一兩秒，溝通起來特別費勁”。

各種應對攻略也在催收圈里流傳。

短信不行用微信，只要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用“非實名電話”打，不同時間段，多次撥打，但也要防止客戶錄音；超過3個月的客戶資料及時拷貝，及時刪除。

整個行業的成本，大大提高，而違規的成本，也在增加。

“監管的核心邏輯，就是甚至了各種門檻和規則，讓成本增加，這樣就讓一些不正規的小平臺，難以存活”，楊凌稱。

監管才邁出小小一步，深圳起草的意見稿，也是地方性文件，然而，更加嚴苛的風暴，即將來臨。

六月中旬，某催收平臺的負責人被上海監管間接詢問，“監管的看法是，目前給出的開放性條件太多，要開始制定細則”，他透露，針對上海的催收政策，已形成初步內部討論版。

2015年之后，信貸產業火熱崛起，一大批互聯網消費金融出現，讓催收行業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

“整個催收公司，已有多達數千家大大小小的公司，三五個人，注冊一家公司就開干”，楊凌粗略統計，這兩年，起碼就有上千家專注互聯網金融催收的公司成立。

而這其中，近一半的平臺，并沒有催收資質，野蠻生長。

“營業執照中，沒有催收或清收等相關營業范圍的，都屬于地下催收公司，灰色運作”，楊凌稱，大多數暴力催收事件，都來自這些地下催收公司，行業一度陷入眾矢之的的深淵。

“行業洗牌已來了，有一半的催收公司將被淘汰”，楊凌認為，這真的不是一件壞事，催收行業早就到了該溯本清源的節點了。

他們等待這一天，等得太久了。

催收行業在監管的隙縫中，左騰右挪，試圖找到一個出口。

但通常是，他們每逃竄一處，很快監管就圍堵而來。

這個長期處在灰色邊界的行業，仿佛被推了一把，猝不及防地進入陽光下——光線有點刺眼，他們尚未適應。

等他們適應光線，睜開蒙昧的雙眼時，就會發現那段野蠻江湖、灰色時代，已是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