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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對中興通訊出口權限禁令，要求美國企業7年之內禁止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向中興通訊出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國內外極大的關注，中興A股、H股雙雙停牌，其美國供應商的股票也出現大幅下跌，嚴重者跌至30%以上。

結合前幾天的中美之間的關稅戰，許多人認為在核心器件上嚴重依賴美國廠商的中興或將成為中美兩國貿易戰下的犧牲品。芯片是我國企業之痛，伴隨著中美兩國貿易不斷沖突，禁“芯”或將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產生嚴重的影響。

4月18日晚，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YOCSEF主席苗啟廣和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YOCSEF前任主席韓銀和主持下，CCF YOCSEF（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緊急舉辦了“生存還是死亡，面對禁‘芯’，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怎么辦？”特別論壇，針對此事件反映出來的矛盾和問題展開討論。

禁“芯”件事的本質是什么？

網絡上對此次事件有兩種態度，一種認為中興通訊被懲罰是它失信在先的必然結果；另一種認為中興通訊只是中美貿易沖突的一個犧牲品。

曾在中興通訊工作16年，如今是高文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專門從事知識產權開發、國際保護和市場運營工作的王加瑩博士認為從貿易斗爭上來講，這件事本質上只是國與國之間貿易斗爭的一種演化形式。

王加瑩博士在中興通訊工作的16年時間里見證了中國產品走向國際的整個過程。他認為最初貿易斗爭是以關稅壁壘的形式進行，隨著中國加入WTO，從法律原則上我們是消除了關稅壁壘，國家之間可以實現自由貿易。中國企業進入國際之后，熟悉WTO原則以后充分運用了這些。此后，中國的企業遇到了知識產權問題，例如華為剛進入美國市場時就面臨許多專利上的問題。但是隨著中國企業技術的發展，通過參與國際標準，中國企業擁有了較多的專利，所以如果現在國外再拿知識產權說事，已經不好使了。但是由于WTO原則中涉及到軍事、國家安全、民主宗教、環境自然等方面有所謂的“安全例外條例”，所以國家可以拿這作為貿易斗爭的手段。此次美國懲罰中興，理由就是它向伊朗賣器件，這只是為貿易斗爭找的一個理由。懲罰只是手段，最終追求的目的就是貿易上的平衡。而事實上，斗爭的手段還有很多，并不一定會限制在芯片領域。所以真正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在這些斗爭手段上，而是怎樣建立起更好的貿易渠道和貿易格局。

針對中興通訊作為企業是否失信的問題，王加瑩博士認為行政法規是一個國家的行政機關來執行的，所以判斷一個企業是否合規這取決于國家的利益和目的。因此中興有否執行對 35 人減薪并不是重點，當一個大標簽貼過來的時候，它總會給你設置很多條件去懲罰你；沒有規定可以制造規定，沒有麻煩可以制造麻煩，一切都是為了目的。所以，本質上這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解決的途徑不在于一個企業。

禁“芯”之后，生存還是死亡？

王加瑩博士還認為，“生存還是死亡”這個問題，其實結論是很清楚的：肯定是生存，而不可能是死亡。因為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產業受到許多制裁，從來都沒有死亡過；另外從貿易角度來講，貿易最終追求的結果是平衡，是兼容互利。當然在目前中興通訊肯定會存在一些困難，這也是一個調整期。

并行科技總經理、YOCSEF 副主席陳健博士同樣認為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未必是壞事。他以親身經歷舉例說，2015年美國商務部針對中國四家國家超級計算機中心禁售英特爾“至強”芯片，其背景就是中國超級計算機“天河2號”連續多年蟬聯世界第一的桂冠。但禁售絲毫不影響我國超算繼續蟬聯第一，甚至我國隨后研制出了全國產芯片的“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所以從長遠來看，這不一定不是件好事情。

另一方面，芯片技術的短缺只是我國高新技術落后的一個縮影，放在整個高新產業大環境中，龍芯中科技術有限公司總裁、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胡偉武指出：第一，我們應當加大自主研發技術的推廣應用力度，正如芯片一樣，只有將技術應用起來，才能夠不斷進行迭代和完善。第二，應當努力去打通技術鏈，做到即使每一個局部都不如國外的情況下，仍能夠在整個技術鏈中獲得優勢。例如蘋果的CPU性能不如英特爾，但它在技術鏈上的優勢卻能夠讓它霸占手機市場。第三，我們應當發展自主研發的平臺。對于傳統平臺，我們必須有自己的；同時我們也應打造自己的創新平臺，類似現在的打車平臺，我們也可以開發在交通、能源、電信等領域（例如飛機、高鐵、發電站）的平臺。

中國芯片發展不起來，原因是什么？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所長李國杰介紹，目前我國在CPU芯片上相比國外要落后兩代，而且多年以來，我們并沒有任何能夠追趕上的跡象。那么中國芯片發展不起來原因何在呢？

李國杰院士認為，這既不是芯片企業不努力，也不是國家在芯片領域投入少，最為關鍵的原因在于國產芯片沒有機會投入到市場中實用，從而進行優化迭代。芯片（尤其是通用芯片）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并不是說投入多少錢或者掌握了某項技術就能夠彎道超車的，而是需要長期積累和持續迭代。因此李國杰院士建議，一方面我們要有一定的意志，不能左右搖擺，要有耐心多一點時間看效果，盡管芯片難做，但是經過企業努力還是可以做出來的；另一方面，國家應當在政策上支持和鼓勵國產芯片在市場中的使用，讓它們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另一方面，李國杰院士以及其他多位學者也同時指出我國在基礎研究方向的人才稀缺，這有幾個原因。首先是，目前國內只有一些“985”高校才真正有能力培養出研制芯片的人才，一般省級學校很難做到這點。針對這個現狀，李國杰等學者提出應當加強在計算機系統結構方面的教育投入。其次，目前國內的考核體系以論文數量為指標，整體而言做芯片相比于做人工智能所需要花費的時間會更多，因此這對做芯片的學者來說極為不利。此外薪資的不平衡也是導致從事硬件研究人員偏少（甚至很多原本從事硬件的人才流向互聯網/人工智能）的一大原因。

美國給我們上了一課

不得不說，這次中興禁“芯”事件，給整個中國的人民上了很深刻的一課。

CCF秘書長、YOCSEF創始人杜子德先生認為，我們過去對基礎研究（特別是核心基礎研究）不夠重視，讓許多關鍵的市場拱手讓給了別人（例如WPS被Office沖垮），而近幾年由于中國經濟的增長，我們國人開始出現驕傲自大、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態，不斷去炒作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概念，甚至出現要從中小學開始人工智能課程。這是極為不對，且需要改正的。

胡偉武研究員向雷鋒網等媒體表示，當年俄羅斯和日本的GDP都曾像中國現在一樣達到了美國的70%，但由于打壓，現在都已經衰弱了。我們中華民族處在這樣一個復雜的大背景下，很難逃過這一遭，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拋棄幻想，認真評估中美兩國關系一旦惡化會對我國產業帶來多大的影響，同時去制定相關的政策和策略，做到“居安思?！?。

曾經是天河2號超算英特爾支持團隊的核心成員之一的何萬青博士提出：無論是否愿意，只要民族國家還存在，科技企業和學者就必然有家國屬性，不能忘記家國情懷。

來源：雷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