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流量變成“私刑”,醫患矛盾的解決就陷入死胡同互聯網+

流量,正在成為新時代的“私刑”?
文| 螳螂觀察
作者| 瀟瀟
“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各網站平臺要加強宣傳,引導廣大網民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尊重社會公德和倫理道德,共同抵制網絡暴力行為,堅決防止網民遭受網絡暴力侵害。”
這是近日中央網信辦部署開展“清朗·網絡暴力專項治理行動”最后所提到的要求,或者說行動目標。
相隔不到幾天,4月27日,愛爾眼科發布聲明,明確表示支持當事醫生王勇依法維權,其背景是鬧得沸沸揚揚的微博大V艾芬與武漢愛爾眼科的醫療糾紛,前者長期以來沒有采用法律途徑而是通過影響力持續對當事醫生王勇和愛爾眼科進行網暴。
在清朗行動積極開展的當下,愛爾眼科發表聲明所關聯的事件,或許能夠成為觀察移動互聯網時代網暴的產生與影響的典型案例,其背后甚至可以挖掘出網暴的深層次本質。
清朗行動的深意,是不能讓流量通過網暴變成一種“私刑”
回顧事件本身,2020年5月艾芬因視力問題到愛爾眼科就診,手術成功,直到10月仍發微博表示手術效果良好,但在12月底突然發難,稱其出現視力嚴重下降,單方面宣布是之前的手術所導致,發動網民對主刀醫生王勇等人進行轟炸性攻擊。
期間愛爾眼科、王勇方面多次嘗試與艾芬當面溝通,但艾芬拒絕接受同時也不愿意走法律途徑,只是持續利用輿論對當事醫生進行攻擊。
這個過程持續了500多天還沒有停下,有國內眼科專家曾站出來表達對事件的看法,但只要提及不利于艾芬的客觀看法,就會遭到輿論網暴,例如中國最頂尖眼科醫院北京同仁醫院的副主任醫師趙陽僅因提出與艾芬不同的觀點,就被艾芬掛到微博上、被評論所辱罵。
于是事情陷入僵局,長時間的網暴持續且沒有停下的意思,當事醫生王勇不得不起訴艾芬來試圖阻止網暴的繼續進行。
簡單總結起來,這是一起患者方不走正規法律程序和醫療鑒定來厘清責任,而一直通過影響力搞網絡輿論審判當事醫生、讓醫生社會性死亡的事件。
其本質,其實就是一種“私刑”——非經法律程序,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以私人的處理方式對他人施加的懲罰措施。在中國古代或者歐洲中世紀,肉體的刑罰是私刑的主要方式,但現在法治社會,直接的私刑已經不可能,于是產生無盡精神折磨并最終可能導致身體疾患甚至自殺的“網暴”,就成為“私刑”的一種表現方式。
恰好,古代的私刑往往由憤怒而沖動的民眾所造就,而現在這些民眾對應變成了網絡上擁有憤怒情緒的網民,推動著屬于這個時代的“私刑”。
只不過,從私刑的長期實踐來看,往往只有看似得到發泄了的正義,實際上很多都是冤假錯案,而通過社會地位等方式擁有輿論號召力的人往往還在利用這種號召力推動民眾情緒以實現私刑而達到自己的罪惡目的。
至于事實究竟是什么,在情緒之下,恐怕沒有人再想去關心。
這可能也是移動互聯網信息高速傳播的一個副產品,只不過當“私刑”的做法出現在醫療領域,其帶來的危害將是深遠的。
艾芬和王勇的醫療糾紛,非專業的普通人可能看不明白,而既然是糾紛,那么走法律程序、讓法律決定就是了,總比讓大量的非專業網民來評判要好太多。這種網暴案例的存在,將醫患矛盾的解決進一步帶離法制的軌道,形成了錯誤的示范效應。
就以艾芬本人來說,其作為醫生,如果有一天其醫院、科室甚至其本人面對醫療糾紛,而患者方不走法律途徑,只是通過網絡無盡地攻擊,又將作何感想——那些砍殺醫生事件,某種程度上不正是網暴“私刑”最終轉化成了現實“私刑”了嗎?
脫離了法制的軌道,無論是醫生的權益還是那些真正需要維權的患者的權益,都將無法得到保障。
這樣的案例不能在互聯網上繼續得到效仿,而這,也正是“清朗·網絡暴力專項治理行動”的目的和意義所在,來得十分必要。
流量成就“私刑”,“私刑”也成就流量?
艾芬為什么要拒絕采用法律方式,理由不得而知,但從流量時代的視角看,一些動作很值得玩味,或可以為那些無休止網暴行為產生的原因提供一個供參考的答案。
艾芬認為武漢愛爾提供的術前照片是P圖,但專業的第三方鑒定機構給出結論并不是,武漢愛爾請艾芬自行在全球范圍內尋找鑒定機構由愛爾承擔費用,艾芬不接受;
國家、省、市、區各級主管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來自北京協和醫院、北京同仁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眼科醫院等各級權威機構的專家組成員對愛爾眼科的調查結論,艾芬不接受;
艾芬對媒體說自己還要搜集證據所以不走法律程序,但實際上時間跨度500多天,而天天在網上要病歷的艾芬沒有去過武漢愛爾一次——要知道,憑有效身份證明去醫院即可復印病歷資料;
......
最終,對一個似乎一心要“維權”的網絡大V而言,500多天過去,事情并沒有太多的進展,除了被網暴得忍無可忍的當事醫生決定起訴她。
艾芬得到了什么?很明顯,持續的、居高不下的關注度是其中之一。
可能是依靠推動網暴而“聲名鵲起”的大V陳嵐所做之事還歷歷在目,艾芬這500多天來的行為,很難不讓人懷疑有其他目的——如果事情了結了,不管是怎么了結的,流量恐怕沒辦法持續了。
這個時代,流量在成就新形式的“私刑”,而這種裹挾民眾情緒的新“私刑”更在反過來成就對流量的渴望,一個獨特的鏈條已經在互聯網形成,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掩護下成立。而諸如王勇醫生這樣的網暴受害者,則成為犧牲品,不斷遭受著精神折磨,受到不可逆的傷害。
現在,中央網信辦的清朗行動來了,這樣的鏈條就要被打斷。
利用影響力維權≠流量“私刑”,最終要回歸法律軌道
最后一個問題在于,正經的、正常的利用網絡影響力幫助弱勢群體維權,應該是什么樣子?答案可能很復雜系統,但至少有一點,流量只能作為一種推動法制落地的工具而不是直接轉化為網暴“私刑”。
大V利用影響力維權不是不可以,但無論個中的對與錯如何,最終都要對接到法律程序,先發聲再轉入法制軌道,而不是沒完沒了。
無論有什么樣的情緒,難道走法律的渠道、用正規的流程調查事實真相、在共和國的公堂上接受裁決,不比私下拉拉扯扯要好嗎,不更能保護患者利益嗎?
在專業的醫學領域,更不應該把大眾情緒舉在法制前邊。這一點,艾芬作為一個有著廣泛影響力的三甲醫院的科主任大V更應該帶頭來執行。
現實是,艾芬經常在網上與有醫患糾紛的患者直接做直播,在沒有任何調查和法律認定的情況下對當事醫生進行網絡抨擊。比如4月初有一次,艾芬以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身份在微博與患者開直播,進行網絡醫療糾紛“審判”,有網友留言質疑艾芬此舉,被秒拉黑。
最后,正如“燒傷超人阿寶”對事件調查后所感嘆的,“艾芬身為網紅醫生科主任,帶頭不做醫療鑒定,帶頭破壞中國醫療糾紛法律解決機制,以三甲醫院科主任身份常年在網上搞直播,只聽患者一面之詞就審判醫務工作者,讓醫務工作者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就在網上社死,這對中國醫患環境和醫療秩序穩定造成的破壞絕不能容忍”。
好在,雖然中國醫患環境和醫療秩序穩定這件事還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任重而道遠,但打擊網暴的清朗行動的開啟,起碼能夠讓網絡環境相對干凈一些、理性一些,讓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走到一個更加健康的軌道上,保護更多人不受新時代網暴“私刑”的傷害。
*本文圖片均來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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