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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財報季的到來總是備受矚目。企業的財務報表如同鏡子，映射出各自的發展軌跡，也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而貝殼的財報，無疑在眾多報表中掀起了軒然大波，讓大眾見識到了高管薪酬的“驚人之舉”。

貝殼聯合創始人、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彭永東在2024年的薪酬總額高達4.00708億元，貝殼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單一剛的薪酬總額也達到了2.99485億元。

如此高額的薪酬已經足夠令人咋舌，更讓人震驚的是，這居然還是縮水后的數字。

2023年，彭永東的薪酬高達7.13億元，單一剛也有5.2億收入囊中。

近年來，經濟增速逐漸放緩，許多行業都陷入了裁員降薪的困境，房地產行業更是首當其沖，被普遍認為已進入“黑鐵時代”。然而，從貝殼高管的收入情況來看，這個所謂的“黑鐵時代”似乎與他們毫無關聯，他們依舊在財富的海洋中暢游。

事實上，貝殼高管逆勢漲薪并非個例。在資本市場這個大舞臺上，類似的“豐收劇”頻繁上演。即便行業競爭日益激烈，不少企業凈利潤大幅下滑，普通員工薪資不斷縮水，也絲毫沒有影響高管們的收入節節攀升。

在利益分配的激烈博弈中，“死道友不死貧道”的商業信條被越來越多人奉行，金錢仿佛變成了一場直白而露骨的數字游戲。

貝殼的財報蘊含著諸多值得關注的信息，從中我們也能窺探到這家行業巨頭的發展脈絡。從2021年到2024年，貝殼的營收分別為808億元、607億元、778億元、935億元。

相較于營收數據，貝殼的盈利能力可謂是經歷了一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過程。2021年至2024年，其凈利潤分別為-5.25億元、-13.97億元、58.9億元、40.66億元。

2021年對于貝殼來說，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年。當年5月20日，貝殼創始人左暉突然離世。作為中國最大房產中介平臺的掌舵人，左暉在業內口碑極佳。他在去世前一年帶領貝殼成功在紐交所上市，離世時留下了高達2333億元的身家，那句“做難而正確的事”也成為了他的經典名言。

在創始人突然離世以及房地產行業整體承壓的雙重打擊下，時任CEO彭永東臨危受命。他用兩年時間讓貝殼實現扭虧為盈，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2022年貝殼巨虧近14億元，而彭永東當年卻領取了4.75億的薪酬，這一數字是2021年的56倍。

執行董事單一剛的薪酬同樣大幅增長，他2022年拿到的3.55億元是前一年的51.8倍。2023年，兩人的薪酬再度大幅上漲，彭永東達到7.13億元，與2021年相比漲幅高達84倍；單一剛拿到5.2億，是2021年薪資的77倍。

盡管貝殼在2023年實現了凈利潤轉正，2024年高管薪資也有所下降，但彭永東和單一剛的天價薪酬依然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許多人認為，他們的自我激勵來得過早且過高。畢竟，貝殼旗下的普通員工并沒有享受到同樣的財富增長。

根據公開數據，截至2023年12月31日，貝殼擁有43817家門店，427656名經紀人。貝殼新房和存量房業務共產生586億元收入，經紀人人均年創收13.70萬元，月均創收1.14萬元。

經媒體測算，若以經紀人實際分潤60%計算，貝殼經紀人的年均收入約8.22萬元，月均收入約6850元。按照彭永東2023年7.13億元的高薪計算，他的收入是旗下經紀人平均年薪的8674倍。

當普通員工還在為業績壓力而苦苦掙扎時，高管卻在享受著暴利盛宴，這種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不禁令人質疑。

高管自我獎勵的現象并非貝殼獨有，許多企業都存在類似情況。老牌國企同仁堂，也在上演著這樣的“劇本”。

2024年，同仁堂營收達到185.97億元，同比增長4.12%，然而歸母凈利潤卻同比下滑8.54%，降至15.26億元，出現了近5年來的首次負增長。與此同時，員工總數增長至1.79萬人，人均薪酬同比下降2.37%，降至19.99萬元。

在企業增收不增利、員工收入下調的情況下，公司高管的薪酬卻逆勢上漲，多名高管的薪資漲幅超過20%。

東方財富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4年，同仁堂董事長兼總經理張朝華的薪酬分別為64.61萬元、96.02萬元、160.7萬元、193.8萬元、237.9萬元，其中2024年漲薪幅度達到22.76%。同仁堂增收不增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原材料漲價，像當歸、黨參、牛黃等中藥材近年來價格漲幅明顯。

在企業盈利水平下降時，本應上下一心、共克時艱，但同仁堂卻讓普通員工勒緊褲腰帶，領導們卻集體加薪，這種差距實在讓人心寒。

除了同仁堂，洋河股份同樣面臨著業績降速但高管不斷漲薪的情況。在白酒市場競爭愈發激烈的背景下，洋河股份的業績增長逐漸乏力。盡管營收仍保持一定規模，但增速明顯放緩，利潤增長也不如從前。

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洋河股份的高管薪酬卻不斷攀升。部分高管的薪酬漲幅遠超業績增長幅度，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企業業績增長困難，普通員工或許還面臨著績效壓力和收入減少的風險，而高管卻能不斷收獲高額薪酬，這對于企業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力無疑是一種沖擊。

新興賽道在薪酬待遇方面的表現則更為極端，新茶飲行業就是典型代表。以茶百道為例，2024年其凈利潤同比大跌58.55%，僅為4.72億元，成為業績波動最為顯著的品牌之一。茶百道加盟店數量增速放緩，2024年關閉門店數量激增至890家，加盟商流失加劇。

在如此巨大的業績壓力下，茶百道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2024年的薪酬卻達到1653.6萬元，同比上升88%，其財報一經發布便引發了廣泛爭議。

更引人關注的是，茶百道董事還建議每股派發0.2元的末期股息，共計2.96億元。這并非茶百道董事首次建議派息，2024年底，他們就曾建議派發5.32億元的特別股息，并且已獲股東批準。

如果最新的派息建議也能獲批，這兩次派息總額將超過茶百道2024年全年利潤。

據媒體報道，王霄錕、劉洧宏夫婦直接間接合計持有茶百道公司超過82%的股份，企業每一次派息，大部分股息都會流入這對夫妻的口袋。

加盟商深陷盈利困境，高管卻大幅漲薪，實控人還不斷“收割”利益，茶百道的這種做法實在令人詬病。

在經濟增速放緩、行業競爭加劇的大環境下，高管漲薪這一現象已經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數字范疇，更像是對企業價值觀和社會責任的一次深刻拷問。

從企業治理層面來看，當企業對高管沒有明確且嚴格的業績要求，不再進行對賭等約束時，高管薪資的暴漲就如同順水推舟般容易。

在這種情況下，高管薪酬的增長缺乏合理依據，背離了薪酬與業績掛鉤的基本原則。

原本薪酬的設定應是為了激勵高管努力提升企業業績，實現企業和員工的共同發展，但如今卻演變成了一種單方面的利益獲取，這無疑破壞了企業內部的公平機制。

從社會經濟層面分析，這種現象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高管與普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使得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普通員工作為企業發展的基石，他們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卻只能獲得微薄的收入，難以實現生活質量的提升和財富的積累。而高管們卻能輕松獲取巨額財富，這種巨大的反差會讓普通員工感到沮喪和失望，逐漸失去奮斗的動力。

當大多數人都在為基本生活而掙扎，而極少數人卻在享受財富自由帶來的奢華生活時，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也會受到威脅。

從企業長期發展角度而言，不合理的薪酬分配方式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過高的高管薪酬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在企業業績下滑時，這種成本壓力會更加凸顯。同時，普通員工會因為不公平的待遇而對企業產生不滿，降低工作積極性和忠誠度，進而影響企業的整體效率和競爭力。

如果企業不能及時調整薪酬策略，解決高管與員工之間的利益矛盾，很可能會陷入人才流失、業績下滑的惡性循環。

企業應該是所有員工共同奮斗的平臺，是大家的避風港，而不是個別人的提款機。

只有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分配機制，讓高管的薪酬與企業業績、員工利益緊密相連，才能真正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實現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

這不僅是對員工負責，也是對企業未來負責，更是構建健康經濟環境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