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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下“空殼公司”、租用銀行的同業賬戶、再私刻幾枚“蘿卜章”，然后買通銀行內部關鍵人員。

浙江金華人季銘銘，與河北張家口人孫占新，就是通過上述幾種手段，借道“商業承兌匯票貼現”業務，從銀行成功“套取”11億元資金。隨后，他們將所“套取”的資金用于償還炒股舊債，還有約3億元被“同行”“黑吃黑”套走。

此案將民生銀行（600016.SH/01988.HK）、興業銀行（601166.SH）、寧波銀行（002142.SZ）、平安銀行（000001.SZ）、蘇州銀行等9家銀行卷入其中。

截至2017年6月底，這樁票據案件，至少引發了兩地警方的介入；也導致至少7家涉事銀行的連環訴訟，僅法院的受理費，一次審理，少則五十多萬元，多至兩百多萬元。官司之多、鏈條之復雜，令人咋舌。

本文作者通過梳理“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披露的6份司法文書，蘇州銀行IPO預披露的文件，以及走訪多位知情人士后，將展示這起案件的“冰山一角”。

買下“殼公司” 租下兩個銀行對公賬戶

這起案件的核心“作案工具”是一種叫商業承兌匯票的票據。其原理簡而言之為：當A公司向有生意往來的B公司支付一筆錢款，但又不能或不愿立即支付現金時，在取得B公司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簽發一張商業承兌匯票。這張匯票上，要注明到期兌付日，一般不超過六個月。

收到這張匯票的B公司，如果急于變現，可將其折價后，轉讓讓給其他公司或者銀行，這叫“貼現”。實際操作中，一張匯票可能在多個公司，或多家銀行間流轉，“層層貼現”。匯票的最終持有者在到期日可持票向開票的A公司兌付款項。

在這樣的業務模式上，也由此誕生了一批專門從事尋找票據、聯系貼現業務的票據中介及中介公司，從中收取中介費用。

“浙江杭州是票據中介集中的一個大本營，他們的力量，經常可以左右票據市場的定價，包括盈利與否。”從事票據業務的人士，向本文作者介紹。

生于1982年，家住杭州的浙江金華人季銘銘，就是這樣一個票據中介。

知情者介紹，2015年4月，季銘銘、展猛以僅僅5萬多元的代價，從王加明、黃泉永手中受讓了杭州漢康公司的全部股權，其中季銘銘占股20%，展猛占股80%。

而從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漢康公司納稅總額僅有1200余元，并且自季銘銘接手之后，再無任何納稅。

“季銘銘收購漢康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做票據的生意”。上述知情人士稱。

盤下“空殼公司”，只是季銘銘等人謀劃的第一步。

兩家位于偏遠邊陲之地的村鎮銀行——貴州黔東南州從江縣的從江明月村鎮銀行（下稱從江村鎮銀行），及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縣的庫車國民村鎮銀行（下稱庫車村鎮銀行），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這兩家銀行均在其他銀行開設了自己的對公賬戶。

季銘銘分別租下了這兩家銀行的對公賬戶，價格均為每月200萬元。

2017年6月26日，本文作者向從江村鎮銀行及庫車村鎮銀行，發去了問詢郵件，但未獲回復。

而知情人士介紹，與季銘銘共同謀劃，租下這兩家銀行賬戶的，還有一位他的“合作伙伴”——孫占新。

孫占新，1978年生，河北張家口人。

2015年3月，孫占新獨資注冊成立了杭廈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下稱杭廈國際），并任法定代表人，季銘銘為公司的監事。

搞定民生銀行內部人——資金中轉在此完成

在季銘銘、孫占新之外，還有一位銀行內部人士，也成為他們的重要“合作伙伴”——那就是生于1981年，時任民生銀行三亞分行票據部副總經理的姚東。

民生銀行三亞分行，在2013年9月，獲得銀監部門批準開業。

如后所述，這兩起總涉案11億元的票據案，在其資金的周轉過程中，核心中轉站即為民生銀行三亞分行。

2015年7月1日，杭州漢康公司簽發了6張金額均為1億元的商業承兌匯票，收款人是中航國運國際貿易（北京）有限公司（下稱中航國運貿易公司）。杭州漢康公司為這6億元票據的承兌人，其開戶銀行是民生銀行杭州分行，票據到兌付期日均為2016年1月1日。

中航國運貿易公司于2014年8月被萬春賀買下。此外，萬春賀也與孫占新一道，每人持股50%，成立了北京中航國運科貿有限公司（下稱中航國運科貿公司）。

知情人介紹，無論是中航國運貿易公司，還是中航國運科貿公司，其實都是孫占新用來“倒票”（買賣票據）的公司。

這6億元票據簽發之后，開始了連環的“背書”轉讓，最后落入興業銀行福州分行。不過，后來，興業銀行福州分行又將其中的3億元票據，“背書”轉讓回了平安銀行寧波分行。（見下圖）

于是，平安銀行寧波分行、興業銀行福州分行成了這6億元票據的最后“背書”者，兩者分別持有3億元。

所謂“背書”，《票據法》界定為“指在票據背面或者粘單上記載有關事項并簽章的票據行為”，并規定，“背書人以背書轉讓匯票后，即承擔保證其后手所持匯票承兌和付款的責任”。

銀行界人士稱，“合乎監管規定”的交易，理應這么進行：交易環節中的后手從前手那里拿到票的同時，應將票面款項扣除“過橋費”（即手續費、利潤等）后支付給前手。

然而，交易記錄顯示，在這個交易中的前面環節，層層“倒票”并沒有真實的現金流轉，只是到了興業銀行福州分行、平安銀行寧波分行這兩個最終的持票人手中時，才向各自的前手——民生銀行三亞分行，扣除“過橋費”后分別支付了對應3億元票據的資金。

交易記錄亦顯示：這一系列涉及到八九個環節的票據“背書轉讓”行為，都發生在2015年7月1日同一天。

多家銀行被卷入其中

按照常理，民生銀行三亞分行，應該在扣除自己的“過橋費”后，將對應這6億元票據的現金，打給庫車村鎮銀行了。

但是，這時候，“蹊蹺”發生了。

7月2日，即轉讓第二天，庫車村鎮銀行作為乙方（賣出方），與甲方（買入方）內蒙古鄂爾多斯農商行，簽訂了《商業承兌匯票轉貼現合同》，約定將這6張匯票，轉給后者。

但實際上，如前所述，這6張匯票，已經通過“背書”的方式，層層轉讓，到了平安銀行寧波分行、與興業銀行福州分行手中。

“季銘銘、孫占新，通過私刻的公章，自行制作了《商業承兌匯票轉貼現合同》，冒充庫車村鎮銀行，與鄂爾多斯農商行簽訂了《商業承兌匯票轉貼現合同》。”知情人士介紹。

在7月2日同一天里，通過層層轉貼現，這6億元票據，到了民生銀行三亞分行的手中。（見下圖）

然后，票據對應的資金通過層層扣除“過橋費”后，最終從民生銀行三亞分行到了庫車村鎮銀行手里。

為什么民生銀行三亞分行，明知這6億元票據已在7月1日“背書”轉讓到了興業銀行福州分行、平安銀行寧波分行手中，還要“張羅”多家銀行層層簽訂《商業承兌匯票轉貼現合同》？

一位參與這項交易的銀行界人士表示，“民生銀行的解釋是，他們與庫車村鎮銀行之間‘地位不對等’，雙方體量差距過大，所以需要找幾家銀行‘過橋’，才能把資金，打到庫車村鎮銀行的賬戶上。”

部分已經公開的判決書也提到了類似的信息，當事銀行之一——寧波銀行北京分行就稱：

這些“票據流轉的主體、順位、方式、時間，均是民生銀行三亞分行精心安排。在票據的流轉中，所涉十余家主體，均是民生銀行三亞分行事先找好；票據不論是以背書轉讓還是以合同轉讓，都是在民生銀行三亞分行的主導下短短2天時間內操作完成”。

而促成這一交易的“關鍵人士”，就是時任民生銀行三亞分行票據部副總經理姚東。

接近案情的人士稱，季銘銘與姚東相識，他們共同策劃、完成了這套復雜的交易。姚東也涉嫌從季銘銘等人手中收取了巨額的“好處費”。

對此，2017年6月26日，本文作者亦向民生銀行發去了問詢郵件，但始終未獲回復。

2015年7月6日，四天之后，季銘銘等人如法炮制。杭州漢康公司又簽發了另外5張共5億元的商業承兌匯票。這些票據通過層層背書轉讓最終到達民生銀行三亞分行。（見下圖）

7月7日，季銘銘、孫占新等，故技重施，以從江村鎮銀行為起點，通過各家銀行的層層轉讓，這5億元票據，最終“轉到”了民生銀行珠海分行手中。（見下圖）

7月7日這一天，通過層層扣除“過橋費”后，票據對應的資金最終從民生銀行珠海分行到了從江村鎮銀行手中。

根據寧波銀行紹興分行在海南省高院法庭上提交的證言，這一系列交易的發起、路徑，及參與交易的各家銀行，都是由民生銀行三亞分行事先確定的。

一位接近案情的人士介紹，在這筆5億元票據的“生意”中，時任民生銀行三亞分行票據部副總經理姚東，涉嫌從季銘銘等人處，收取“好處費”200萬元。

票據到期了錢卻兌付不了

由于季銘銘、孫占新已經租下了庫車村鎮銀行、從江村鎮銀行的對公賬戶，上述票據金額扣除“過橋費”獲得的10億多元的資金，進入兩家銀行的賬戶后，迅速被二人轉移到其他的賬戶里。

知情者介紹，這些已為季銘銘、孫占新“自由支配”的資金，一部分是“還舊債”、“補窟窿”。

2015年夏天的“股災”之前，季銘銘曾從河北的廊坊銀行借巨款，投入股市，結果“虧損4億余元”。季銘銘拿這套取的10億多元資金，一部分就來還了廊坊銀行的借款。

具有諷刺性的是，季銘銘、孫占新還有3億元的資金，后來被北京一家醫療設備公司同樣以票據之名所“騙取”，為此他們向北京警方報案。2016年11月，北京警方以該醫療設備公司涉嫌票據詐騙罪，立案偵查。

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披露的司法文書也顯示，在這些票據“過橋”中曾經出現，并且為孫占新持股的中航國運科貿公司，也向這家醫療設備公司，發起了票據追索的民事訴訟。

2016年1月1日、6日，第一批6億元票據，與第二批5億元票據，相繼到期。

通過背書轉讓獲得這11億元票據的最終持票人——平安銀行寧波分行、興業銀行福州分行、民生銀行珠海分行，開始向出票人漢康公司兌現票據，但被拒絕。

同年2月1日，漢康公司的開戶行——民生銀行杭州分行出具的拒絕付款理由書，稱：“無法聯系上（漢康公司）單位負責人，（漢康公司）單位賬戶余額不足”。

出具拒絕付款理由書的第二天，漢康公司兌付了1億元。

幾天之后，即2016年2月5日，民生銀行三亞分行（甲方）出面，與漢康公司（乙方）、中航國運科貿公司（丙方）、季銘銘（丁方）、孫占新（戊方），簽訂了編號為MSS201601號的《還款協議》。

這份《還款協議》約定：

“鑒于甲方（民生銀行三亞分行）為乙方（漢康公司）為出票人的商業承兌匯票轉貼現業務，并為乙方票據背書，乙方獲得資金，甲方在票據到期后陸續對持票人付款，甲方成為實際付款人。現甲乙丙丁戊五方經協商一致，同意將甲乙方票據關系明確為普通民事欠款關系，丙丁戊方自愿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還款責任，甲方為債權人，乙丙丁戊方為債務人。

漢康公司（乙方）與中航國運科貿公司（丙方），承諾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以現金方式償還（甲方民生銀行三亞分行）全部欠款及利息”。

由于季銘銘是新三板掛牌公司浙江啟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5941）的前十大股東之一，持有該公司股份1000萬股。民生銀行三亞分行與季銘銘，就這1000萬股證券，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辦理了證券質押登記。

中航國運科貿公司持有的在此案之外的另3億元商業承兌匯票債權，也轉讓給民生銀行三亞分行。

此外，季銘銘、孫占新等人擁有的云南省石屏縣范柏寨鉛礦的采礦權，也質押給了民生銀行三亞分行。

“季銘銘、孫占新等人還是有一定的資產，他們雖然用票據的途徑，‘套取’銀行的資金，其實質一開始并非是純粹騙錢來揮霍。其本來的意圖，可能是以較低的資金成本，用來進行投資，或者投機——在這11億元里，其全部的資金成本，包括票據貼現的利率，租用賬戶的成本，行賄的成本等等，加起來，不會超過10%（年利率），對于他們來說，這是相當低廉的。”一位接近交易的銀行界人士稱。

涉案銀行展開連環訴訟

上述《還款協議》約定的截止日期2016年6月30日，然而涉案的銀行等不及了。在還款截止日前幾個月，一場連環訴訟開始了。

興業銀行福州分行，起訴了它的“前手”——平安銀行寧波分行，并將民生銀行三亞分行列為第二被告。

平安銀行寧波分行，也起訴其“前手”——民生銀行三亞分行。

民生銀行三亞分行，同樣起訴了其他銀行。

“興業銀行福州分行、平安銀行寧波分行，與民生銀行三亞分行之間，是背書轉讓，按照《票據法》規定，民生銀行三亞分行作為‘前手’，對票據的兌付清償有明確的責任，所以這兩起官司，民生銀行三亞分行必輸無疑。”一位參與案情的司法界人士介紹。

按照背書轉讓的路徑，民生銀行三亞分行，應該向庫車村鎮銀行，以及從江村鎮銀行，提起訴訟，要求追索這11億元的資金。

但是，民生銀行卻依據所簽訂的《商業承兌匯票轉貼現合同》，向通過“合同轉讓”方式轉讓路徑，當時“賣”給其票據的“賣家”——寧波銀行紹興分行、寧波銀行北京分行，提起訴訟，進行追索。

有接近交易的銀行界人士分析，“如果依據背書轉讓，起訴庫車村鎮銀行、從江村鎮銀行，民生銀行三亞分行肯定會贏。但是這兩家村鎮銀行，體量太小，注冊資本都只有幾千萬元，不可能有能力來進行11億元的賠償”。

隨后，按照這兩起票據案各自層層轉貼的路徑，連環訴訟隨之引發。

這些案件的法院受理費，每一審，少則50多萬元，多則200多萬元。

季銘銘、孫占新，在2017年年初，已因涉嫌票據詐騙，被檢察院批準逮捕——迄至2017年6月底，11億元票據里他們兌付的現金，只有約2.5億元；同時被批捕的，還有涉嫌巨額受賄的民生銀行三亞分行票據部副總經理姚東。

此外，有參與交易的銀行界人士稱，時任民生銀行三亞分行分管票據業務的副行長王東芝離任一事，或與這一票據案件相關。

王東芝，曾任民生銀行總行健康事業部總經理、總行票據業務部副總經理、三亞分行副行長，2016年前后，離開民生銀行，轉投民生銀行原董事長董文標領導下的中國民生投資集團；現任該集團旗下子公司中民未來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民未來）總裁。

2017年6月27日，本文作者就此向中民未來公司求證。中民未來答復稱，2016年10月，王東芝是經正常手續從民生銀行離職后，入職中民未來擔任總裁職務。“關于是否涉及該票據詐騙案，民生銀行內部早已有稽核定論，可聯系民生銀行有關部門進行了解。”

如前所述，2017年6月26日，本文作者曾向民生銀行發去問詢郵件，但始終未獲回復。

至于對外出租賬戶的兩家銀行——從江村鎮銀行、庫車村鎮銀行，則分別在2016年7月、2017年2月，更換了各自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長。

這樁“刑事民事”交叉、復雜異常的案件，究竟何時才能了結；各家參與機構，最終將承擔多少損失；涉嫌刑事犯罪的季銘銘、孫占新、姚東等人，最終將受到何種懲處，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來源：微信公眾號 棱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