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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并不是一張市場暢通無阻的通行證，首先要保有對技術和當地市場應有的尊重。 IBM中國研究院關閉的消息，又讓大家想起了曾經甲骨文、微軟、Adobe等外企研究機構離華的新聞。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來華，十多年情緣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遺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公司業績表現不佳、研究院太燒錢、“養老院”打不過996文化……一時間眾說紛紜。但都有些片面。沒有技術創新，企業績效只會陷入更差的境地，敢于投入量子計算的IBM不可能因為短期的財務報表而失去長期創新的動力。 更何況還是面向中國這樣龐大的新興市場，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國外IT巨頭都沒有放棄來中國設立研究機構。再說了，創新不是單靠996就能完成的，加班文化在硅谷和研發領域也并不少見。 所以，比起這些外企研究院的離開，或許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為什么跨國巨頭們都在中國創新競爭中“躺平”了？ 外企在華研究院的變遷 需要提醒的是，研究院的關閉并不意味著這些巨頭們直接放棄了中國市場，它們都保留了一部分銷售部門和研發機構。也就是說，它們僅僅是放棄了在中國區位的技術投資打算。 要找到背后的原因，先要搞明白，外企來中國設立研究機構，到底是想得到什么？ 一部分原因是戰略占位。從時間上來看，微軟、IBM等來華設立研究院，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左右。當時正值經濟全球化熱潮，這些跨國公司在生產經營全球化的同時，研發戰略也需要跟上。 《商業周刊》曾對全球1000強中的117家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215個研發機構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為中國市場開發新產品，開拓中國市場”是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當生產經營網絡輻射到中國地區時，研發機構也和地區總部相伴設立，比如GE上海研發中心就是在大中華區總部從香港遷到上海之后成立的。 而研發與經營網絡同時設立的最直接考慮就是市場優勢。在靠近設計研發中心的地方展開生產和銷售，能夠最大程度地把市場情況與需求反映給產品研發部門。許多外企研發部門的資金，甚至都是由業務部門來提供的。 以GE為例，除了來自總部的三分之一固定投入之外，另外三分之二都需要研發中心從業務部門獲取，因此一旦企業在華的業務表現不理想，研究機構也難逃離開或關閉的命運。更早期的雅虎、亞馬遜、甲骨文甚至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生命科學子公司 Verily等，研發中心都隨著業務線的撤離而一起退出。 多米諾骨牌的停擺 眾所周知，中國數字化進程方興未艾，市場空間廣闊，美孚、殼牌、BP等新來華設立研發中心的跨國巨頭很多，截止到2020年上海就一共落戶了750家跨國公司總部和472家研發中心。 那么，IBM、微軟等身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使其無法繼續保持在華研發的信心呢？ 答案或許是，這些早期來華IT巨頭的在華研發模式，已經不再像世紀初那樣具有“投入產出比”了。 一方面，這些企業研究院的來華時間都比較早。在世紀初期，中國為跨國公司在華建立研發中心，提供了十分優越的環境和法律保障，在土地、稅收、補貼、人才、基建等方面都給予了優惠待遇，以滿滿的誠意渴望實現巨頭戰略與本土創新的雙贏。 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跨國巨頭、本地研發模式的問題開始暴露出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理事會的《外國直接投資對發展的影響問題專家會議的報告》認為，跨國公司在海外建立的“研發飛地”，很少將知識傳播帶到當地經濟中，技術溢出效應是有限的，有時甚至為零。 也就是說，跨國公司的流動和業務聯系主要發生在其公司內部，與中國本土創新主體，特別是企業之間的聯系非常薄弱。所以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科技企業的崛起，政府和民眾都開始以更加理性的態度對待外資研發這件事。 按照原來的模式，跨國巨頭的母公司研發總部，是創新研發成果的最主要去向。這意味著，在中國聘請到相對母國更低成本的優秀計算機、通信工程專業人才，進行通用型研發，成果可以在多個區域內落地，因此研發勞動的“性價比”很高。 而近年來AI等新技術到來的“人才荒”，也讓跨國企業的人力投入水漲船高，自然會顯著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 繼失去了外企光環和中間商差價之后，更為致命的是，失去在華的“率先行動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簡單來說，研發創新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提升企業的顯性競爭力，讓自己的技術或產品保持領先優勢，無法被輕易模仿，獲益時間更長。 可是近年來，圍繞AI、云計算、5G、物聯網等領域的研發，外企研發機構固然也有亮眼的創新，但要說具有“率先行動優勢”，如果有的話，IBM中國研究院也不會成為中關村著名的“工程師養老院”了。 IBM在云計算方面一直沒有成為中國市場的主導者，本地研發并沒能形成屬于自己的差異化競爭優勢，即使勉強留下來，似乎也難以在短期內取得較大的突破。 丟失的技術準星 技術創新到市場競爭力，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像微軟、IBM這樣干掉“老巨頭”的企業，就更懂研發掉隊、技術落后所導致的危機有多慘烈。因此，與外界環境因素的變遷相比，其內部不斷發生技術賽道的偏移、領先時機的錯失，才是導致其在華研發無力為繼的根本因素。 那么問題來了，昔日的藍色巨人，也會丟失“技術的準星”嗎？ 我們知道，跨國公司的在華研究院、研發中心，有80%以上都是外商獨資形式，由總部直接控制，其主要工作也配合美國本土項目的進度。 此次關閉的IBM中國研究院，比較知名的成果就是輔助總部優化了人工智能診斷系統沃森（IBM Watson）。而沃森系統在現實應用中面臨許多問題，比如醫療數據難以打通，缺乏足夠的數據量來學習，其搜索和診斷能力也無法有效應用于臨床，沒辦法成為IBM設想中的“虛擬醫生”。而與沃森想要“替代人類醫生”的野望不同，目前主流的智慧醫療產品則更符合技術發展邏輯，更注重于通過自動化、數字化手段來為醫生減壓，提高診療效率。 2014年初，IBM中國研究院又提出了“物聯網3.0”的理念，但彼時5G尚未大面積應用、AI也還在成熟期，許多物聯網解決方案都只能停留在設想。 關于此次關閉，IBM官方的說法也是為了盡快實現研發轉向——“為了以最佳的方式支持中國客戶的人工智能和混合云轉型之旅……IBM正在變革我們在中國的研發布局”。 這種與總部深度捆綁的研發模式，也很容易被來自總部的政治風波波及，改變項目的進程與方向。有消息透露，IBM中國研究院的關閉是因為內部調整，原來的負責人離開。早在2014年，Adobe關閉中國研發中心，將中國區業務移交印度公司負責，就被指與印度裔管理者掌權后的資源博弈有關。 總的來說，沒有跟上中國科技創新水土的變化，沒有準確把握新科技的主動權，是微軟、IBM等中國研究院無以為繼的根本原因。而這背后，是長久以來IT巨頭們“研發飛地”模式的又一次瓦解。 這或許也給如火如荼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的跨國企業一些提醒：研究院并不是一張市場暢通無阻的通行證，首先要保有對技術和當地市場應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