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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比特幣價格持續上漲，屢創新高，再度引起市場各方和監管部門的關注。與此同時，圍繞比特幣而展開的數字貨幣發展前景也激發了諸多討論。但實際上，以比特幣為代表的私人數字貨幣，自身尚未具備成為真正貨幣的條件，無法有效履行貨幣的基本職能，所以把它定義為“準”數字貨幣更為準確。因此，我們不能狹隘地把數字貨幣理解為就是比特幣，應該從私人數字貨幣上升到法定數字貨幣這樣的視野來審視問題。央行法定數字貨幣的競爭力應該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吸收借鑒先進成熟的數字技術;二是要把傳統貨幣長期演進中的合理內涵繼承下來。

比特幣實為準數字貨幣

如今數字貨幣這個話題被炒得很熱，人們大都認為比特幣就代表數字貨幣。其實把比特幣稱為“準”或“類”數字貨幣較為合適。比特幣、以太幣等利用區塊鏈技術，解決了數字化支付的技術信任問題，以太幣的智能合約技術還可以開啟新的商業應用模式。因此前景被投資者普遍看好，但先進技術并不能解決其背后的資產價值信任問題。

BIS和IMF均指出，比特幣背后缺乏強大的資產支撐，這樣的弱點是致命的。有人開玩笑說“挖礦是比特幣最大的敗筆”，盡管從技術角度來說，這是一種創新。這一固有缺陷導致比特幣價值不穩，公信力不強，可接受范圍有限，容易產生較大的負外部性。所以準確地說，雖然比特幣名義上叫“幣”，實質上只是一種非貨幣數字資產。

貨幣是資產，但資產不一定是貨幣。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資產因流動性水平低、流動性風險高，無法有效履行貨幣的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和價值貯藏三項基本職能，尚未具備成為真正貨幣的條件，更遑論取代由國家信用背書、具有最高價值信任的法幣。

理性看待ICO

有人認為，準數字貨幣代表的是技術基礎設施的使用權，或者是使用開源項目服務的預付費，但目前來看，私人持有準數字貨幣，更多是為了投資或投機，而不是用于交易支付。數據統計和專家評估結果顯示，比特幣拿來做交易的比例并不高。大部分持有者只是簡單持有，交易的比例低于20%。從持有者結構來看，早期的比特幣持有者中技術愛好者居多，但從2013年開始，一些非技術人員和機構開始持有比特幣。相關經驗也表明，新參與者把它作為一項資產去投資，而不是作為交易媒介來使用。

ICO現在是區塊鏈項目非常重要的融資手段，可以融到的資金量是VC投資的2倍以上。最早ICO被解讀為InitialCoinOffering(初始數字貨幣發行)，和IPO非常像。考慮到私人發行準數字貨幣的敏感性，并且對于“Coin是否是貨幣”也存在爭議，因此有文獻稱其為InitialCryptoTokenOffering(初始加密代幣發行)，指的是通過發行加密代幣方式進行融資。筆者認為這個說法比較準確。所謂代幣，現實中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圍內，使用替代貨幣的某種憑證。它可以被視為一種在區塊鏈上發行和流通的加密股權。盡管目前來看很多ICO并沒有太大價值，但它們的出現對區塊鏈行業的發展還是有利的。

比如以太坊，它的起步是通過ICO募集了3萬多個比特幣，致力于發展一個無法停止、抗屏蔽和自我維護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約平臺。在區塊鏈的發展過程中，智能合約是一個不錯的方向。再比如數據層上，ICO發行的Zcash(零幣)，它推進了交易信息完全匿名這項技術的發展，這個代幣一問世價格就極高。再比如NextCoin，ICO募集的資金用于開發基于PoS(權益證明機制)的區塊鏈。類似例子很多，包括應用層面上基于支付、數字錢包、資產交易、基金管理、存儲、博彩、游戲等各種去中心化的應用項目。

ICO現象已無法回避，其定價問題值得研究。目前說ICO是投資也好，是投機也罷，總之它的收益率非常高。10年前，1萬個比特幣的市值買不到一張比薩餅，如今一個比特幣的價格超過一盎司黃金。目前我國對比特幣持比較嚴厲的態度，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不是可以在謹慎的基礎上對ICO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網開一面?一方面給大家提供一個投資的機會——沒準投到黑科技，總比購買某些垃圾股強;另一方面，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在內的周邊國家均鼓勵發展比特幣，它們甚至認為比特幣可能是優質資產，這一認知值得我們深思。

貨幣理論里也有一個和ICO加密股權非常相近的說法：現金或通貨本質上是中央銀行對公眾發行的債務，由于其具有或有債權性質(ContingentClaims)，亦可視同公眾對主權國家持有的權益資產。因為私人準數字貨幣是一種在區塊鏈上發行和流通的加密股權，與主權國家向公眾發行的債務或者權益資產高度近似。所以，貨幣當局對炒幣風心生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需要區別對待準數字貨幣，在嚴格監管的同時，保持一定的寬容態度，不可一棍子打死。

對ICO實施沙箱監管

目前，ICO業務主要存在于社區及代幣交易所。由于社區和代幣交易所本身是相分離的，這會導致監管的不連續，而且代幣在交易所中炒作會導致ICO發行的代幣價格嚴重偏離其項目的內在價值。理論上，代幣的價格應該由ICO項目的內在品質來決定。倘若ICO項目本身沒有實質價值，上家買入代幣僅是期待下家能以更高的價格接盤，那么這種擊鼓傳花式的投機炒作，就是一個典型的龐氏騙局。對此，我們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鑒于ICO處于法律監管的邊緣，從制度建設出發，應該盡快在法律上給予ICO一個說法。一個完整的監管框架對于促進整個區塊鏈行業健康發展非常重要，對ICO實施沙箱監管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有幾種方案可供參考。一種是成立類似眾籌平臺的ICO平臺，承擔投資者教育、風險提示、ICO項目審查、資格認定、資金托管、敦促信息披露、督察資金使用、反洗錢等相關職責。另一種是以加密代幣交易所為監管方式，但這種方式的缺點在于，即使管住了代幣交易所，它還可以通過去中心化來做交易。還有建議引入風險投資(VC)的管理思路，讓專業管理人員選擇投資方向，輔助ICO項目運營，促進創新的同時提升ICO項目的透明度。隨著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技術的發展和成熟，未來代幣交易所也可能去中心化，屆時單國的監管行動將失去抓手，國際監管合作與協調尤為重要。

英國和澳大利亞已經積累了一些沙箱監管的經驗，它們有一個很清晰的金融監管模式來把控ICO項目。我國實行的是分業監管體系，在此體系下，很容易產生監管真空、監管套利和監管混亂的現象，也不符合ICO項目的多元創新特點和測試需要。因此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將其提升到更有效的層次，對于開展沙箱監管具有重要意義。

在ICO監管中，加強投資者教育尤為重要。成熟的市場需要成熟的投資者。回顧歷史，各類資產泡沫和歷次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均是人性弱點的體現。目前ICO代幣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技術性強，人們對其屬性界定和價值認知仍存在著很大的分歧。ICO投資者保護需要監管有所作為。但從長遠來看，根本上還需要投資者自身的成熟，包括具備專業的知識、穩定的情緒和理性的認知等。

以太坊與智能合約相互推動發展

在關于區塊鏈的各種討論中，為了解決傳統區塊鏈的性能問題，有人提出了基于時間的去中心化支付方案，具有一定的啟示性。不過這更像是私有鏈而非公有鏈下的方案。有兩個問題在私有鏈能解決，但公有鏈無法實現。第一，該技術方案要求一個統一的時間基準，系統的運行依賴于可信、可靠的時間基準服務，且各個節點能夠保證絕對的時間同步。公有鏈的時間是相對的——不僅節點本地時間不同，因為通信延遲，節點收到數據包的時間有差異，連順序也未必相同，因此公有鏈只關心先后順序，不關心事件的絕對時間，沒有絕對時空的概念。第二，該技術方案只描述了常態下的系統運作。在公有鏈下，系統是在開放空間里，環境不可控，因此最大的難點在于各種異常處理，包括丟包、延時、出現“壞人”等。因此公有鏈的設計重點應當是非常態下如何處理異常的機制。

目前區塊鏈研究里共識算法方面沒有取得特別大的突破。相反，因為以太坊，智能合約方面的突破比較快——考慮到以太幣的上升勢頭，它是有可能超過比特幣的。從應用的前景來說，區塊鏈里面的組件也不是均勻發展的，目前基本都集中在智能合約上，這是不是區塊鏈上的人工智能?因為可以開啟真正的智能化商業應用模式。正因如此，智能合約方面的技術在快速發展，盡管遭遇了“TheDAO”這樣的重大安全事故。只有攻克難關才會有創新，以太坊的努力吻合了這個方向。

兩個松綁

在研究和設計數字貨幣時，可以考慮進行“兩個松綁”：一是將數字貨幣和比特幣進行松綁;二是將數字貨幣和區塊鏈進行松綁。

將數字貨幣和比特幣進行松綁

不要狹隘地把數字貨幣理解為就是比特幣，應該從私人數字貨幣上升到法定數字貨幣這樣的視野來審視問題。我們應對數字貨幣進行中國化的定義——這本就是全新領域，不一定要照抄已有說法。從公共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也許有助于理解這一點。

根據哈特穆特·皮希特1992年的觀點，貨幣服務由“清償服務”和“核算單位價值穩定化服務”構成，其中“清償服務”(即廣泛清償性)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而貨幣的“核算單位價值穩定化服務”具有公共產品屬性。

一般而言，私人部門若想成功地提供公共產品，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首先，私人供給的公共產品一般應是準公共產品。其次，準公共產品的規模和范圍一般較小，涉及的消費者數量有限。再次，在準公共產品的消費上必須存在排他性技術。最后，也是最為關鍵的是，私人若想成功地提供公共產品必須要有一系列制度條件來保障。

對照看，私人準數字貨幣的弱點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我們經常會看到因私鑰泄露導致數字資產被盜卻難以追償的情況發生;在維持比特幣流動性最為關鍵的比特幣交易所層面，亦未有相關的制度保障(類似于銀行體系的存款保險、央行最后貸款人等制度安排)，以保障比特幣交易、提現和儲藏的安全性。2014年2月7日，因遭到網絡攻擊，世界最大規模的比特幣交易所Mt.Gox停止比特幣提取業務，引發交易混亂，隨后Mt.Gox宣布破產。顯然，私人準數字貨幣不具備提供“清償服務”和“核算單位價值穩定化服務”等公共產品服務的能力，唯有法定數字貨幣才能勝任和擔當這一角色，唯有法定數字貨幣才能成為新一代金融基礎設施以及未來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石。

將數字貨幣和區塊鏈進行松綁

采用傳統的分布式架構，能否進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工作呢?當然不可能。數字貨幣原來是密碼學的一個分支，遠在比特幣之前就存在。為什么我們要如此依賴區塊鏈技術?區塊鏈技術是否成熟?能否真正地大規模使用?對此的顧慮有很多，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將區塊鏈與數字貨幣互相捆綁?這是一項可選技術，至于怎么使用，卻很靈活——這就是一個工具，該怎么用就怎么用。如果不好用的話，放棄它也是一種選擇。

當然，對我們來說，區塊鏈技術確實具有啟發性。在我們進行系統建設的時候，最早怎么可能想到高價值數據不允許修改?這樣的理念一定要植入新的系統建設中。傳統分布式架構里的共識算法很少考慮異常情況。因為在從原來的專有系統走向開放系統的過程中，務必要考慮各種受到攻擊破壞的可能以及極端異常現象。對此，區塊鏈提供了很多借鑒，比如采用拜占庭協議來處理出現“叛徒”的情況，這是對傳統分布式系統的改進，我們可以學習這樣的理念，但方法可以多樣。再比如，智能合約對央行數字貨幣提出更高品質的要求，這個問題值得認真考慮。現有支付產品的用戶體驗已經很好，新的支付工具必須具有更好的品質才能吸引用戶。

法定數字貨幣的競爭力

法定數字貨幣的競爭力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說，法定數字貨幣必須吸收借鑒先進成熟的數字技術，這點非常重要——而這恰恰是私人準數字貨幣的長處。二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法定數字貨幣要把傳統貨幣長期演進過程中的合理內涵繼承下來。

法定數字貨幣作為一種新型貨幣，一定要考慮其與傳統貨幣、私人準數字貨幣的異同。但不管如何變化，法定數字貨幣的內在價值支撐是不能有任何改變的。變化的地方在于貨幣形態數字化，在于數字發行技術。在傳統的貨幣發行過程中，紙幣上主要有面額、發鈔機構、發鈔年份、序列號等信息，但新的技術可以使貨幣的信息更加豐富。比如，記下每張數字貨幣的持有人信息及流轉過程中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當然，這不僅對技術系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對央行和貨幣使用者的觀念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目前來看，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創造機制有兩種方式。一種為按需兌換方式，比如最近歐洲央行在一個評估報告中建議，允許非銀行主體以1∶1的比率，將銀行存款轉化為數字基礎貨幣，依據是非銀行主體使用數字基礎貨幣的主要目的是代替現金，而非銀行存款。報告認為，只要以取代現金為主，數字基礎貨幣的負面效應就可以忽略不計;在起步階段，可將央行數字貨幣定位成現金的補充或替代，直到獲取更多的經驗，這一循序漸進的思路值得各國央行借鑒。另一種是擴表發行方式——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目標的需要，通過資產購買的方式，向市場發行數字貨幣，擴大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要界定合格的資產類型，以適當的數量和價格進行購買。這種方式比較復雜，某種意義上說，歐洲央行提供了一個容易起步、也容易取得共識的方案。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法定數字貨幣天然具有法償性質，在具備流通環境的條件下，任何人、任何機構不能拒收，但是如前所述，現金或通貨本質上是主權國家向公眾發行的債務或權益資產，因此在主權國家債務貨幣化、外債水平過高、違約風險上升的情況下，本國居民也會對本幣失去興趣。在極端情況下，本國現金(包括法定數字貨幣)也可能失去貨幣的資格，這也不是危言聳聽。反過來說，如何科學決定并調控數字貨幣發行量，以確保幣值穩定，應該成為央行發行法定數字貨幣最重要的考量，也會成為不同貨幣當局在數字經濟時代展開數字貨幣競爭的關鍵所在。

【來源：《中國金融》雜志 作者：姚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