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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天，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和他的同事在斯坦福大學的地下室建立了一個模擬監獄，并征集了24名心智正常、身體健康的志愿者。他們分別被安排扮演模擬監獄中的獄警和囚犯的角色。實驗開始后，研究者驚訝地發現這些志愿者的改變

“獄警”戴上墨鏡握著警棍，變得臟話連篇，粗暴好斗；“囚犯”則被剝奪姓名，以數字代號相稱。

第一晚，“獄警”讓“囚犯”們站成一排報數。4325號因為報不出號碼，被罰交替做俯臥撐和跳躍運動。8612號因為看不慣，發表意見被關小黑屋。從小黑屋出來后，8612號又被“獄警”要求把床上的被褥疊了拆、拆了疊。“囚犯”們似乎迅速被馴服了。當晚，在給親友寫信時，有個囚犯的落款竟是“此致敬禮，囚犯2093”。

由于參與者的行為過于極端，這一原本計劃要持續兩周的實驗，不得不在第6天提前終止。

這就是心理學上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這一實驗的結論是人類的行為非常容易受到所處環境（即情境）的影響而改變，這時候個人的品行、素質等因素顯得無關緊要[1]。

此后，心理學的進一步研究顯示，個體在集體環境中更容易做出極端和瘋狂的決定。為什么會這樣呢？心理學家認為可能的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因為在集體環境中，每個個體都認為不需要對身邊所發生的不良后果負責任。“這不能怪我！”

另一方面，信息在群體傳遞的過程中會帶有嚴重的偏見。也就是說，與主流意見一致的信息會被傳播、放大，而與主流意見相左的信息會被壓制、過濾。人類作為社會性動物的強烈歸屬感和依附感，致使許多人最終放棄自己的主見，并作出違背自己本意的決定。

我們發現，幣圈近半年發生的極端“維權”事件都有類似的發展邏輯。

敵敵畏

“你別動！你往后退！我要見徐明星，叫徐明星過來！”2018年3月24日下午，OKCoin辦公區的玻璃門前，楊超的情緒有些失控，他拿著一瓶敵敵畏，嚇退了圍在近處的一群人。對于拿著農藥的楊超來說，這是他第二次過來了。在OKCoin和OKex上，他總計損失了超1100萬元。他8個月的孩子過世，妻子提出離婚，公司岌岌可危[2]。

除此之外，2018年3月28日，楊超等人還專程趕往徐明星在江蘇的農村老家，向其88歲的爺爺潑漆、送冥幣和紙花，同時還強行搶走家中物品，不斷騷擾其他家人。而后發現，在其所在的微信群中，部分人多次煽動大家“先跳樓再報警”、“跳樓是件藝術的事情”、“裝作被ok欺負很慘”、“花錢找別人干”[3]。

跳樓

2018年8月31日下午，數十名在OKEx上期貨交易被爆倉的投資者齊聚OKCoin北京總部，他們指控交易所存在違規操作，要求賠償損失。不少來自山東、廣西、東北等地的受害者來到北京，他們說：“能去的都去吧，能要回來錢更好，要不回來這樣的黑平臺也要鬧一鬧他，別讓更多人受騙”。

其中有4名OKEx投資者登上頂樓（登樓的過程并沒有那么順利），拉起白底黑字的條幅，上面寫著“徐明星違法期貨詐騙 還我血汗錢”的字樣。樓下，還有5名身穿白色T恤的壯漢，衣服上各自印有血紅色的威脅標語。據了解，這已經是有媒體報道的第四撥大范圍OKEx維權活動。

血淚控訴

除了敵敵畏和跳樓之外，最近的一次極端“維權”事件應該就是8月27日的一篇名為《FCoin：一個韭菜的血淚控訴》的文章了。

作者陳沛曉稱，其在FCoin上投資的FT和ARP代幣兩個月總共虧損70萬人民幣。因無法承受巨額損失，“我的家庭面臨著家破人亡”，他與FCoin方面溝通，但對方讓他后果自負。因此，他通過在微信發文的形式“實名舉報”，并羅列了FCoin及其關聯公司和人物的5條“罪狀”。對此，FCoin創始人張健在朋友圈回應稱，該文系“造謠”，并暗示競爭對手煽風點火、炒作八卦。

而此前，他在維權群里跟另一位稱自己炒幣100還剩4萬的群友交流，群友表示因為巨額的虧損整夜睡不著覺，他則安慰群友不要吵架。

后來，陳沛曉刪掉了他發在個人公眾號“FCOIN血淚控訴”里的文章。雖然在原文中，陳沛曉的訴求是向國家機關控訴了相關公司和人物，但是在當晚的媒體采訪中，他這樣說道

“我就想我虧損這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們造成的，你們這邊最起碼讓我把賬還了，給我老父親治個病，救個命......我其實根本就不再指望找他要錢的事兒了，只是想把我的事情講一講。對他們這個態度，我真的很絕望，我只是想發出來讓大家知道這個事情，知道這個平臺怎么坑人的。”[4]

喝敵敵畏、跳樓、血淚控訴......正常人都不會這樣干，那么，這些人其實也不想做出這種極端的行為，但是在集體環境（比如維權群）中，他們很容易和其他人達成共識--要找到一個人為自己的虧錢擔責，他們也會在集體情緒的推動下做出自己平時一個人不敢做的事情。

法律意見

除了極端行為，投資者“維權”還有其它的途徑嗎？是否能訴諸法律呢？為此，巴比特記者采訪了國浩律師事務所的齊青律師。

巴比特記者：如果陳沛曉向你咨詢法律意見，你會怎么回應他

齊青：陳沛曉事件，不止是在幣圈存在，在傳統的證券領域也類似存在，但是區別在于，傳統的證券領域法律的保護相對比較完善，已經有了制度性的規定。至于陳沛曉事件，在幣圈，自9.4之后國內是禁止發幣的，8.24又新文裝舊酒，再次強調了國內禁止發幣。陳沛曉所投資的是幣，本身是國家禁止的，且根據以往的法律案例，以民事手段起訴的，維權的結果通常是不理想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說，公安的介入可能對投資者的保護更有利。

巴比特記者：但是目前來看，該類事件可能還不在公安的監測范圍？

齊青：首先，對于新的事物，本身政府的監管在一定程度上是滯后的，這個在所有國家都一樣，這個法律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其次，近年來對于虛擬貨幣有關的民事訴訟案例，投資者維權的效果不好，而且在民事訴訟中投資者要舉證證明對方存在操縱等損害投資者行為是很困難的。但是如果公安介入，則公權力能夠取得的證據將遠遠超過一個普通投資者。

巴比特記者：在你看來，喝敵敵畏、跳樓，血淚控訴，這些極端事件背后的根源有哪些？

齊青：我認為，首先是維權無門；其次，是投資者本身對于新事物的欲望過于強烈，希望壓上全部身家來翻身，這個其實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投資者的理性在他們的思維中可能已經早已不存在了。市場上的操縱者們正好清楚投資者的這類心理，所以就來割投資者韭菜；最后，我們的司法運轉本身是需要很多成本的，不僅僅是經濟成本，還涉及到制度成本，在幣圈投資者保護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司法途徑解決投資者保護在很大程度上是考驗司法從業人員的智慧的。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事件會很快推動幣圈投資者保護制度的加快制定、落地。

巴比特記者：那么，“陳沛曉們”這個群體，最正確，最理想的態度應該是什么？

齊青：在面對新事物時，我們抱有希望的同時，還是要保持理性。投資不能總想著一夜翻身做主人，也要考慮下一旦失敗了，也很有可能一夜翻身做奴隸的。還有，請在投資前咨詢下專業的人員，比如法律專業人員、投資專業人員。不要跟風，不要被所謂的表象所蒙蔽。

巴比特記者：你認為未來政府會對這些投資者進行保護嗎？

齊青：政府的監管早已經十分緊迫了，但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能在事后的保護是十分有限的，可操作層面的制度可能會在不遠的將來制定、落地。

后記

今天（8月30日），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其音頻節目“每天聽見吳曉波”中說：

“過去兩年的比特幣熱，是草根對精英階層的一次反向收割，這樣的神話很少發生，而且非常地刺激。作為人類，我們區別于動物的唯一特征是我們會想象，而想象力是建構在可能性之上的。來自于他者的行為，通過合理性的延伸，最終投注為自身的現實呈現。想象力激發了冒險，創造了文明，也催生了貪婪的本性和盲眾的土壤。”[5]

所以，筆者認為，敵敵畏、跳樓、血淚控訴事件無一不是貪婪和盲眾導致的極端后果，“借貸投資、喜歡追高、無腦梭哈”，這些投資大忌永遠都是說給別人聽的。因為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比別人更聰明理性，而現實中卻又重復著別人昨天的故事，最后還不是留下一地的感慨和破碎的價值觀。

參考資料：

[1]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魔鬼的》，三聯書店 [2]AI財經社《敵敵畏撒向徐明星》，2018年03月28日 [3]OKCoin幣行《OKCoin中國關于聚眾滋事事件和不實報道的聲明》，2018年03月30日 [4]區塊鏈Truth《獨家對話“韭菜”陳沛曉：在FCoin炒幣虧了70萬，張健讓我后果自負》，2018年08月28日 [5]每天聽見吳曉波《幣圈慘遭集體封號，草根狂歡的時代結束了》，2018年0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