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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制裁中興通訊事件，吸引了全民關于產業發展中政府作用的爭論。對此，在4月22日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著名經濟學家、CIDEG學術委員會主席吳敬璉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這種爭論使得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也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支持有關產業，比如說有一種口號叫做“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

吳敬璉還透露自己曾在信息咨詢機構里工作過，政府是非常重視芯片問題的。他呼吁，“我們作為一個研究者應該冷靜、科學、客觀的觀察，去找到問題的根本，提出確實有利于我們這個國家、有利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一些正確的對應策略。”

以下為吳敬璉發言全文：

作者丨吳敬璉

今天這個討論設計的問題很多，內容非常的豐富，我就不想再重復已經討論過的問題了。我還是想講一講我們今天上午開會開始的時候我講的問題。中國40年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經濟發展越是到了高的階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國際環境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更多。特別是今年以來，我們研究中心所研究的領域三個問題：產業發展、環境治理、制度變革。在這三個問題上，看來都遇到了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我今天早上講到了幾件事兒，第一就是關于環境治理。

今年年初采取了很重大的行動來改變我們空氣污染的狀況，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所以在兩會期間最后作出了一個結論，就是雖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煤改氣什么的這類問題上，但是終于迎來了藍天。但是沒有幾天，兩會還沒有開完又出現了嚴重污染，而且這次浪潮延續的比過去都要長，一直到昨天，都是在嚴重污染和中度污染擺動。這就說明有許多問題還要做深入的研究。

簡單的行政措施可能取得短期的效果，但是從長遠來說它的基本問題沒有解決，這個基本問題在哪里？我的假說，就是增長方式、增長模式的問題，主要是靠資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所以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要解決中國增長模式的轉變問題，而中國增長模式怎么轉變呢？所要求的條件就很多，主要是制度上、政策上的條件，是我們需要在問題上做深入的研究。

接著就是貿易戰的問題，是中興事件的問題。這里又牽扯到對外開放是不是要繼續，國內改革怎么能夠更加深入，解決我們一些制度上的重大問題。但是從社會的反應來看，我倒不覺得像我們剛才一些發言人所說的，主要的問題是跟特朗普行政當局的爭論問題。

對于我們一個中國人來說，主要的問題是這個爭論能不能促進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政策落實，從網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由于這個爭論使得這種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產業，比如說有一種口號叫做“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

我自己曾經在信息咨詢機構里面工作過，這個芯片問題其實政府是非常重視的，問題似乎并不在于給錢沒有給錢，三年前建立的半導體芯片基金規模是4000億，像清華大學紫光一個收購動作也是想在芯片發展上建立豐功偉績的，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許多深層問題需要進行討論，而我們這個研究中心正是肩負著這樣的責任，剛才有的發言者講的很對，我們作為一個研究者應該冷靜、科學、客觀的觀察，去找到問題的根本，提出確實有利于我們這個國家、有利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一些正確的對應策略。

今天討論使人感到高興的是使人很坦誠的說明了自己的觀察和觀點，可惜時間不夠，有很多問題需要深入討論，我只舉一個例子，就是什么叫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其實從中央提出這個問題以來，雖然大家都接受這句話，但是實際上有很不同的理解。一種也許是占優勢的理解，也是我不同意的理解，說所謂結構性改革就是結構調整，這樣的問題都需要深入討論，因為這牽扯到基本的觀點問題和基本理論問題。

我聽了很多不管是評論還是發言或者是提問，好像都背后有一個想法，就是政府會懂得什么是最好的結構，只要是政府出售就一定能造成好的結構，這樣一種想法牽扯到對于經濟觀察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不是一兩次討論就能夠達到正確的結論的，大家共同同意的結論的，所以我們還需要繼續我們的這類討論，不但是在我們的年度會議上，而且我們應該創造更多的機會，在我們的課題開題報告和結題報告等等的討論上，把這些問題的研究深入下去。

我就說這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