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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在9月上旬警告的那樣，試圖抵達歐洲的難民的死亡率已經上升。考慮到試圖穿越邊境的人數已經減少，這聽起來更加殘酷。

2018年1月至7月，穿越地中海中部前往歐洲的難民中，每18人就有1人死亡。這一數字是2017年同一時期的兩倍多，當時每42名試圖穿越邊境的難民和移民中就有1人死亡。

今年夏天，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和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爆出丑聞，這兩家機構都被控實行零容忍政策，并將非法移民子女與父母分開。自2017年1月以來，每年因移民而被捕的人數激增，從2016年的110,568人增至2017年的143,470人。

雖然“難民危機”這個術語是2015年引爆的,但大規模移民的問題是21世紀的一個核心議題。考慮到大量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危機——從敘利亞到委內瑞拉, 包括科學家預測的全球氣候移民危機，考慮到一個像樣的移民政策的重要性和難度，我們能否依靠分布式賬本技術來更好的應對這個問題？事實上,這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你流離失所或逃離戰爭、恐怖或饑餓，首先可能出現的問題是證件丟失。難民在緊急逃離和前往庇護國途中，可能會沒有護照、沒有財產權益或文憑，也缺乏安全保障。這反過來導致了在確認和接受他們進入新家園的官僚程序中出現問題和拖延。正如挪威難民委員會(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的研究發現，70%的敘利亞難民缺乏基本的身份證明和財產所有權證明。

難民接收國當然有責任。因為面對非凡難民，他們無法獲得必需要處理的至關重要的新信息,移民局不能獲得他/她的健康狀況信息,家庭關系或犯罪記錄,或驗證其他重要數據,幫助他們做出一個決定。不消說，這可能導致難民身份被經濟移民、嫌疑犯，甚至導致大規模流離失所的戰爭罪犯利用。

不僅僅只有政府機構需要處理個人文件，在獲得避難或簽發新護照后，問題可能會變得更糟。由于不太受人道主義情懷的約束，企業可能對文件驗證有更嚴格的要求。即使是一個本土專業人士也很難找到一份高質量、高收入的工作，但對難民來說，無法出示文憑幾乎讓他們難以獲得工作機會——無論他們真正的技能和職業經驗如何。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我們這個高度官僚化世界中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公共醫療援助到銀行信貸，缺乏必要的文件使難民處于被排斥的地位，并將他們推到其他傳統結構- -基于種族或宗教-的情況下獲得一些補償和援助。這種結果很難被被稱為成功的融合。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數據安全。在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建立的智能生物識別系統的支持下，難民的個人身份被謹慎地重新確立。難民專員辦事處登記了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并將這些記錄保存在數據庫中。但有證據表明，這樣的中心化系統很容易受到攻擊。正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網站上的一份報告指出的那樣，印度龐大的生物特征數據庫和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人口數據庫Aadhaar已經遭受了嚴重的入侵。去年，有人指控說，這些數據在互聯網上僅以8美元的價格出售。

一個新國家的合法移民和尋求庇護者所面臨的問題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 即使難民帶著所有必要的文件而來，也會面臨很多難以應付的問題。盡管各國、跨國機構和非政府組織(ngo)提供了大量資金并給予關注，但管理和資金問題仍然是移民政策的一個嚴重缺陷。

在等待東道國的決定時，難民們要在難民營和收容中心度過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在那里他們往往缺乏基本的舒適甚至安全也無法保障。一輪又一輪的面試、文件和上訴程序將他們與新生活分開，他們無法避免系統內的失敗和無效溝通。“統計上罕見”錯誤的代價是一個個人的命運。

貨幣分配是另一項基本的官僚活動，這里存在著很高的錯誤和瀆職風險，出錯的代價高得驚人。總部位于布里斯托爾的發展倡議(Development initiative)的研究人員估計，2011年捐贈國報告的1000多億美元雙邊官方發展援助中，至少有220億美元從未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些錢被用于捐助國的活動，或用于取消或重新安排債務。《衛報》在其關于敘利亞危機期間希臘難民營效率的報告中援引了一位匿名的高級援助官員的估計，每100美元的花費中就有70美元被浪費掉了。

在其2017年的報告中，人權觀察警告稱，捐贈資金缺乏透明度，特別是在為至少160萬敘利亞學齡兒童提供教育機會方面。非政府組織耗用的資金達數億美元，并強調了主要問題：其中包括缺乏關于捐助者正在資助的項目及其時間的信息;捐助者缺乏一致、詳細和及時的報告。

芬蘭，一個擁有550萬人口的國家，無法接納大量的難民。2018年，它設定了750人的配額，主要來自敘利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這比鄰國瑞典要少得多，瑞典承諾接收3400名難民。然而，這個國家在移民政策中使用有效技術方面樹立了一個全球榜樣:它使用區塊鏈幫助新移民更快地自立。

三年來，芬蘭移民局一直在向尋求庇護者提供預付費萬事達卡，而不是傳統的現金支付方式。如今，該項目已有數千名活躍持卡人。該卡與存儲在區塊鏈上的唯一數字身份連接。該系統由總部位于赫爾辛基的初創企業莫尼(MONI)開發，為每個參與者保留了一個完全類似銀行賬戶的系統。

人們可以用他們的賬戶支付賬單、購物或領取薪水。每個事務都記錄在由分布式網絡維護的公共數據庫中。這使得移民局能夠追蹤持卡人及其消費情況。對于移民來說，MONI賬戶意味著一種簡單易用的銀行工具，以及向雇主核實身份的永久能力。

在2018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億萬富翁投資者兼慈善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透露，他的機構已經在移民政策中使用了區塊鏈，索羅斯沒有透露這一實施的細節，也沒有透露更多的信息。盡管億萬富翁們對自己的善行保密，但聯合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移民援助的主要國際力量——已經加快了采用區塊鏈技術的步伐。

2017年，埃森哲(Accenture)和微軟(Microsoft Corp.)聯手使用區塊鏈技術建立了一個數字ID網絡，作為部分由聯合國支持的項目，這個網絡可以在沒有官方文件的情況下，為全球11億人提供合法身份證明。這兩家公司在ID2020年第二次峰會期間公布了該網絡的協議框架。

該工具的目標是將生物特征數據(指紋或虹膜掃描)存儲在區塊鏈上，從而幫助個人證明自己的身份，即使在失去紙質文件的情況下也是如此。該平臺還將連接現有的保存記錄系統的商業和公共實體。埃森哲(Accenture)金融服務業務董事總經理戴維?迪特(David Treat)甚至表示，這種數字身份將是一項“基本人權”: 沒有身份，你就無法獲得教育、金融服務和醫療保健等等，你被剝奪了權利，被社會邊緣化。

聯合國對區塊鏈并不陌生。這個跨國機構舉辦了一系列關于創新技術的公開活動，并于2018年7月成立了“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明確將區塊鏈技術列入議程。今年5月初，該公司與區塊鏈平臺IOTA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MOU)，探討該技術如何提高效率。

該組織還負責實施以太坊區塊鏈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項慈善事業。2017年5月，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通過向數千名敘利亞難民發放了可在加密市場中兌現的基于加密貨幣的代金券。據說，該試點項目僅為1萬名敘利亞難民提供服務，就能每月為該機構節省15萬美元，同時免除98%的銀行相關轉帳費用。

2018年2月，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主任羅伯特?奧普(Robert Opp)向彭博社(Bloomberg)表示，聯合國將擴大區塊鏈支付系統。該機構希望通過切換到基于以太坊網絡的分布式賬簿來削減數百萬美元的銀行轉帳費用。世界糧食計劃署的官方網站提到，截至2018年1月，居住在難民營的10萬多人通過該系統獲得了援助。該項目的下一階段將擴大到所有在約旦接受世界糧食計劃署支持的50萬敘利亞難民。

還有其他至少6個聯合國機構——包括聯合國項目服務辦公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婦女機構,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和聯合國發展集團(UNDG)——目前正在考慮采用區塊鏈應用程序，來幫助支持國際援助,特別是供應鏈管理工具,支付審計、身份管理和數據存儲。

當然，區塊鏈不能解決移民政策所面臨的所有政治問題。它只是一種技術工具——盡管是一種非常雄心勃勃的工具——它不會教會仇外者同情，也不會保證難民成功融入文化，或創造高薪、有意義、有社會保障的職位。它對政策有用，但不能代替政治意愿。

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忽略區塊鏈向東道國和人道主義機構提供的控制程度的爭議性。分類帳技術(DLT)以其神秘無政府主義和密碼學朋克的根源而自豪，并挑戰賦予政府和金融系統的權力。因此，如果區塊鏈幫助政府移民機構獲得損害自由的信息控制能力，那當然是應該受到質疑的。

只要有戰爭、饑餓和不平等——更不用說迫在眉睫的氣候變化威脅，移民問題就一定是個常規話題。區塊鏈能做的是幫助難民獲得更透明、更慷慨的財政援助，保存他們的重要文件，并追蹤申請過程，不出現任何人為錯誤。這是個不錯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