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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隆重舉行，黨中央、國務院對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先進集體進行了表彰。此次受到表彰的互聯網企業共有三家：拼多多、美團和阿里。

作為一家成立僅5年的企業，拼多多能夠獲此殊榮，與其本身的“三農”底色不無聯系。拼多多創立之初，農產品就是核心類目，多年來拼多多的高速增長，也為廣大鄉村地區帶去了發展的機遇。

揭秘拼多多助農扶貧：有熱情更有“方法論”

2015年，淘寶上線農資頻道，同期，京東也積極布局農資電商領域，電商下沉的趨勢已經有所苗頭。不過，當時移動互聯網商業尚未成熟，電商平臺下沉也沒能起到很好效果。

要做成助農脫貧、農產品上行這兩件大事，不僅得有情懷有熱血，還要有能經得起檢驗的方法論。拼多多助農脫貧的成功，離不開投身鄉村事業的熱情，但更重要是，拼多多有著自己的“助農扶貧方法論”。

1、用“游戲化”的方式做下沉。

2018年，拼多多嘗試創新扶貧助農，上線了“多多果園”項目，讓用戶在線上虛擬的果園中種下樹苗，并以社交、互動方式育果。果實成熟后，用戶將免費收到一份由拼多多寄出的扶貧水果。

多多果園與早年前流行的種菜游戲不謀而合：以社交、互動為基礎，聚集“游戲化”的流量。后者是為了商業化變現，而多多果園則是通過游戲化的方式，幫助貧困地區農民增收。

多多果園“游戲化”的扶貧能夠獲得巨大成功，核心在于社交、互動下引爆了信息的網狀傳播：游戲化的核心在于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精髓又在于以每個用戶為社交中心，達成社交驅動下的網狀傳播，從而幫助四川大涼山、新疆南疆等貧困地區的農民，打開全新的農產品上行通道。

去年10月份，在全國脫貧攻堅大會上，拼多多作為互聯網企業代表，獲得了全國脫貧攻堅獎“組織創新獎”。數據顯示，得益于多多果園等一系列的創新助農項目，到2019年底，拼多多累計帶貧人數已經超過百萬。

2、做生意更要做朋友，扎根最真實的鄉土中國。

之所以能夠在脫貧攻堅上取得如此成就，不僅僅是拼多多在助農扶貧模式上能夠不斷創新，更重要的是，拼多多對鄉村有著獨到且深刻的理解。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種我所謂的‘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

以志剛老家為例，每至婚喪嫁娶，街坊鄰居同姓本家，都會“穿忙”（豫北方言，意為幫忙），“穿忙”本質上也是社交。家長里短人情世故，才是下沉市場的底色，而這一點與社交電商的邏輯其實是一致的。拼多多也正是深諳下沉市場社交之道，所以才能真正的扎根鄉土。

早年間互聯網企業到鄉村去，從農資切入，為的還是做生意。但扎根鄉土不僅要做生意，更要做農民的朋友，要建立信任感和依賴感。

拼多多扎根鄉土，一直以來都致力于農產品上行，幫農民增收脫貧，鄉親們對拼多多自然有天然的信任感和依賴感，這也是為什么其他電商平臺搞下沉市場行不通的原因之一，扎根鄉土之中的社交紐帶一旦建立，便很難被代替。

3、拼多多的“第四部門”屬性：“社會型企業”。

從現代國家的結構和治理來看，自上而下主要分為三大部門，即政府（第一部門）、企業（第二部門）、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第三部門）。對于一些公共社會問題，往往需要在第一部門的引導下，第二部門與第三部門共同參與解決。比如社會救助、扶貧等領域。

要想從根源上解決一些公共問題，更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政府給出指導和方向后，由企業自發性的去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解決。

由此便進化出“第四部門”：社會型企業。

比如，拼多多助農扶貧的成功，其實就體現出“社會型企業”的屬性：在政府部門的指導下，拼多多扎根鄉村，把農業和農產品零售業融合起來，實現長效助農脫貧。

拼多多身上的這種“第四部門”屬性，也代表著更多的農民群體利益。在扎根鄉土的過程中，拼多多與當地農民其實也成為一榮俱榮的價值共生體：拼多多不僅是一家電商企業，更是幫助鄉親們增收的“老伙計”。

拼多多助農扶貧的成功，是一種社會擔當，同時也是一種能力。以“拼”為核心動作的商業模式，實際上具有一種供需彈性匹配的能力。

每一種農產品就是一個細分產業，生產端分散，以往的分銷體系下，農產品在銷售鏈條上很難被規?；６谄炊喽嘟⒌膹椥粤魍C制下，農產品得以在向上流通的過程中完成規模化。

比如說，北方某個地區的消費者對橘子的需求量非常大，而南方鄉村地區的產量又不夠，在消費者“拼”的過程中，平臺便可以集中多個鄉村地區的橘子供應，來滿足北方地區的消費需求，進而打通鄉村地區的農產品上行。

這種供需彈性匹配的能力也能作用在生產端。比如根據拼多多農產品電商搜索數據、收藏量、下單量等，對于農產品的種植品類以及規模進行結構性調整，從種植端降本增效等等。

其次，產業鏈條價值的二次分配能力。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拼多多的這種彈性匹配供需的能力，本質上是在為農產品開辟上行通道的同時，對產業鏈條做二次價值分發，減少中間流通環節，從而能夠把更多收益留在鄉村，留給農民。

從“格萊珉模式”到“拼多多模式”，脫貧攻堅從來都不只是公益

扶貧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治理難題，在比較成功的模式中，格萊珉模式當屬頭部案例。

上世紀70年代，穆罕曼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創辦了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為當地的貧困人口提供無抵押的低息貸款。數據顯示，格萊珉模式使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成功脫離貧困線，借款人中有96%是農村婦女，還款率高達98.89，已經有持續30年盈利記錄。

格萊珉模式的成功在于，穆罕曼德·尤努斯采用了一種商業化而非公益性的貸款，來幫助孟加拉的貧困人民獲得必需的資本，從而把公益與商業融合，持續而長久的做下去。這種模式上的創新也使得尤努斯在2016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格萊珉模式”雖然在國外取得成功，但并不適合中國國情。而“拼多多模式”對于國內鄉村扶貧攻堅，則有更多的現實意義。

目前來看，拼多多模式扶貧，是產業扶貧同時也是企業端扶貧，即，企業用商業化的手段和方式去解決一個社會問題。而拼多多模式的成功，則是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

不少企業扶貧，公益屬性大于商業屬性，甚至是犧牲商業性為代價，企業初心值得肯定，但不是長久之計。

“不少電商企業也開展線上農產品分銷，雖然縮短了交易流程，但是運輸成本并不低，而且線上流量獲客成本日趨高昂?！蹦畴娚唐脚_內部人士對互聯網江湖團隊表示：“這些企業助農，只能說是生產資料的結構性調整而非正真的生產成本的結構性改革，助農電商的公益性屬性更大些?！?/strong>

正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拼多多模式本質與格萊珉模式一樣，都是基于跑得通的商業邏輯之上，打造一個產業助農的良性自循環生態體系。不過，相比格萊珉模式專注普惠金融，拼多多對農業的觸達更深，也更能夠針對我國鄉村地區的實際情況，給出更加有效的解決方案。

當下鄉村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城市的虹吸效應使得農村地區急缺懂農業、有商業基礎的人才，鄉村地區不缺好的資源，缺的是把這些資源調動起來的知識和能力。

在人才方面，早在2018年，拼多多便創立“多多大學”，建立線上線下兩條專業性“扶貧產品上行與互聯網運營”課程培訓通道，幫助鄉村地區培養更多的新型農業人才。

數據統計顯示，目前“多多大學”已經培育全國省區本地學員6700多名，直接引導店鋪超過3900家，累計觸達49萬扶貧產業經營者。2019年 ，拼多多還聯合中國農業大學，在5年內培養1萬名新農商，為鄉村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打下人才基礎。

再比如，為了把人才留在鄉村，拼多多開創性的推進“人才本地化、產業本地化、利益本地化”的策略，在產業、人才等要素的市場化機制下，引導更多的人才返鄉，從而帶動鄉村電商產業、農業產業的持續發展。

最后，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先進集體的表彰為什么要頒給拼多多等企業？

一方面，為實現全面脫貧攻堅的目標，拼多多等社會企業確實有一份功勞。另外，還有一個層面是，中國企業從來不缺乏擔當，比如疫情期間就有不少企業出力，但真正缺的是能夠帶動鄉村產業的企業能力。

表彰本身其實也有更多引導意義，即，希望有更多的企業像拼多多一樣，不僅要有初心，更要通過創新，具有真正帶動鄉村發展振興的能力。

拼多多模式，為很多企業提供了一個振興鄉村、發展鄉村的樣板，這也是除了扶貧之外，“拼多多模式”留給社會的另一個重要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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